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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史在没有钱

前言

在1991年5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场盛大而特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举行。被追悼的并非中共领导人，也非中国国籍，但其生前身份和贡献令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亲自到场。这场特殊的追悼会所纪念的是一位怎样的外国革命家，以至于能够在中国的革命圣地长眠？他与中国有何种深厚的历史联系，使得他受到如此尊重和追念？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黄文欢出生于1905年，在越南中部的义安省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他的青少年时期被法国的殖民统治阴影笼罩。早年接受的新式教育让他掌握了现代知识，还激发了他对于法国殖民压迫的强烈反感，培养了驱逐侵略者的决心。

黄文欢和其他越南启蒙思想家如胡志明等人，深刻认识到，要想驱逐法国殖民者，单凭越南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寻求外部支持。为此他们决定寻求中国的援助，认为这是实现越南独立的重要途径。

1925年，黄文欢在胡志明的引领下前往中国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那里他不仅接受了军事训练，还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并被授予上尉军衔。这段经历，对他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文欢在中国的岁月中，他不仅学习了军事策略，还深入参与了多场实战演练，与未来的中国革命领导人们结下了坚不可摧的友谊。他们共同分享了无数关于国家解放和民族自决的梦想和策略。

到了1930年，他回到越南，与胡志明一同创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是越南共产党的前身。黄文欢在越南各地积极推动革命活动，尤其在昆明和长沙，他为越南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黄文欢组织并领导了一支越共主导的抗日游击队，该队伍后来发展成为越南抗日救国军，成为越南卫国军的雏形。在越南的抗日战争中，这支军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黄文欢不仅是国家的建立者之一，还担任了国防部副部长和全国越南人民军政治委员等要职，领导越南人民在抗法斗争中取得重要胜利。

在1945年8月，越南民主共和国由胡志明主席领导成立，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历史篇章。随即在1946年，法国殖民势力发动了武装侵袭，正值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宣告成立，两个新生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表达了相互的支持与团结。

1950年春天，胡志明与黄文欢一同访问北京，参加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盛大宴会，这场宴会集结了中国的高层领导，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宴会上，刘少奇与胡志明缅怀了旧日在广州共度的岁月，这段经历为中越两国的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场宴会上，刘少奇与胡志明的交流重燃了昔日的回忆，“你还记得我们在广州的日子吗？”刘少奇询问胡志明。“当然，那是我们共同奋斗的宝贵时光。”胡志明回答。这时，黄文欢也加入了对话，举杯向刘少奇敬酒，表达对他早年教诲的感激。

胡志明逝世后，黄文欢在越南政治圈中的处境变得尤为艰难，面对排挤与困境，他被任命为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首任大使，这一职位让他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抗法战争期间，越南党中央和政府将大部分外交职责委托给他，黄文欢因其出色的表现而受到赞誉。

黄文欢在任职期间深化了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还主动接触了一些尚未与越南建交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积极介绍越南的国情，争取外界的理解与支持。1950年5月，他参加了在苏联和捷克举办的庆祝活动，期间他访问了中国驻苏大使馆，与王稼祥大使进行了深入交流，表示希望借鉴中国的外交经验。

黄文欢在华任职七年，极大地促进了中越两国的互助与合作。中国政府不仅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还在越南的抗法、抗美及最终统一战争中，无私地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

上世纪50年代，黄文欢被委任为越南驻中国首任大使，这一职位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随着时代的波涛起伏，这位曾被誉为“革命功臣”的黄文欢很快就发现自己身处政治漩涡之中。20世纪70年代随着胡志明的逝世，黎笋迅速崛起并掌握了权力，其推行的亲苏联反华政策逐渐改变了越南的政治方向。

由于黄文欢的坚持和直言不讳，黎笋领导的政治团体对他心生不满，开始在党内外系统地削弱他的影响力。1976年在越南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健康原因”为由，黄文欢被迫退出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只留下了一个名义上的国会副主席职位，实际上已无任何实权。

黎笋派系还在党内广泛散布黄文欢正受到政府监控的谣言，暗示他可能涉及不忠行为，以此来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他们还采取了多种手段来降低他的公众形象，比如在公共活动中刻意忽略他，限制他的媒体曝光，并且在公开场合设置障碍，确保摄影师捕捉到的都是他被边缘化的画面。

黎笋的支持者还对黄文欢及其家庭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甚至在他的住所和办公室安装窃听设备。面对这一系列打压，黄文欢并未退缩，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自己的所有言行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

在黄文欢的回忆中，他描述了那段日子的生活：他的电话通话被系统地监听，家中频繁出现不明身份的人员，甚至他的私人信件都不例外地遭到拆阅和检查。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抑和监控：“整个环境笼罩着压迫的气息，我感到我已经成为了他们眼中的敌人，被完全孤立。

1979年，黎笋政府安排黄文欢出席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式，试图利用这一场合进一步疏远他与中国的关系。黄文欢对此深知，因此故意穿着中国式的军装和帽子，表明他对黎笋“反华”政策的不满和抗议。

随着“反华”政策的不断升级，黄文欢感觉自己在国内已经无法发挥更多作用，决定离开越南寻求中国的庇护。在1979年初夏黄文欢因连日高烧不退而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肺结核这一疾病，虽然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有治愈的可能，但需要持续而有效的医疗干预。不幸的是，无论是由于越南当时的医疗资源限制，还是医疗技术不足，黄文欢的治疗结果并不乐观，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日益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黄文欢的主治医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恐惧，担心自己因未能治愈国家领导人而被指责为谋害，他建议黄文欢前往医疗条件更优越的东德进行治疗。这一建议为黄文欢提供了一个逃离当前政治压力的机会。黄文欢随即向政府提出了出国治疗的请求。

由于他的病情是真实的，并且东德作为苏联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越南政府保持着友好关系，黎笋无法找到合理的理由反对这一决定，只得批准黄文欢出国，并派遣了一名秘书和一位医生随行，以确保对黄文欢的行动进行严密监视。

1979年7月黄文欢踏上了前往东德的旅程，这一行程标志着他逃离的序幕正式开启。他意识到虽然秘书和医生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确保他按计划前往东德，但一旦到达目的地，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员对他进行监视，甚至实施软禁。

在经过巴基斯坦卡拉奇转机时，黄文欢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他在机场伪装身体不适，要求暂停旅程休息。待到夜深人静，他利用随行人员熟睡的时机，悄然离开住处，前往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求助。

在领事馆，黄文欢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身份和求助意图，与中国总领事迅速制定了逃离计划。他随后返回住所，继续装病，等待中国方面的救援行动。就在第二天夜晚，中国领事馆的车辆静悄悄地抵达旅店，黄文欢在总领事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彻底脱离了黎笋政权的掌控。

抵达北京后不久，黄文欢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向世界公开了越南政府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自己维护中越友好关系的决心，这一行为激怒了黎笋政权，随即对他发出了死刑令。

然而黄文欢在中国的安全得到了充分保障，他不仅得到了政府的全面保护，还接受了精心的医疗服务。中国医生重新诊断后发现他所患的实际是肺癌，随后组织了一支顶尖医疗团队成功为他进行了手术治疗。

在1984年4月的关键时刻，黄文欢作出了决定性的行动，解散了他领导的“越南反黎救国游击队”，这一举措与越南国内的形势发展完全符合他的预期。不久之后，黎笋集团派遣了约2万士兵试图在老山松毛岭地区实施反击，结果被昆明军区的第14军第40师全体官兵成功击退，使得黎笋集团的士气严重受挫，进一步削弱了其军事行动的规模与频率。

随后越南边境居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中国边境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甚至一些原本日夜戒备的越南边防军警在夜间也放下武装，参与边境地区的商业活动。这种现象成为了黎笋集团所无法阻止的社会现实，只能选择默许。

从1978年到1984年中，越南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物价指数年均上涨50%，1985年的工业生产总量甚至未能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在此期间，越南的粮食产量持续下滑，人口不断增长，外债高达80亿美元，国家几乎陷入贫困的边缘。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1985年6月黎笋集团试图通过干预物价和薪酬来稳定经济，但由于基础措施薄弱，这些措施反而加剧了混乱，物价在短短几个月内呈几何级数增长，国家财政失控，导致许多经济能力较强的居民选择逃离越南。

1986年5月19日，黎笋突然召开改革会议，罕见地免去了包括副总理素友在内的与自己密切的8名部长的职务，这标志着黎笋开始为自己的退场做准备。

随后的7月10日，黎笋去世，享年79岁。他去世后，中国的老朋友长征和阮文灵接替上台，立刻启动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措施，不仅整顿了黎笋留下的混乱局面，也开始积极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并改善对华关系。

到了1991年，黄文欢已是风烛残年。他在北京的某医院里迎来了他人生的黄昏。86岁的他，躯体已被岁月与病痛侵蚀，躺在病床上，与死神搏斗到最后一刻。在生命的尾声，他突然睁大了眼睛，似乎还有未竟的心愿，颤抖着声音，他召唤了他的亲人和挚友。

他们围绕在他的床边，黄文欢用尽最后的力气，留下他的遗愿，他说：“请将我骨灰的一半撒在红河的源头，让我回到故乡的怀抱；另一半则埋在中国，表达我对这个养育了我革命精神的国家的感激之情。

那年5月25日，在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场庄严而肃穆的告别仪式展开了。这里聚集了黄文欢的亲朋好友以及他的革命战友们，他们的眼中含着泪水，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哀思与敬意。黄文欢虽然身处异国，却用他一生的努力和献身，深深地影响了两个国家的人民。

此刻的告别仪式是对黄文欢一生的缅怀，更是对他信念的赞颂。他坚定地信仰着共产主义理念，无论在越南的战火中，还是在中国的革命岁月里，他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的忠诚与热情。黄文欢曾在多个国际会议上发声，力图拉近中越两国人民的心，他深知只有团结，才能让革命的火种燎原，照亮前路。

人们在八宝山的清风中低声诉说着黄文欢的事迹，回忆他的笑容和坚毅。他们讲述他如何在越南的丛林中策划起义，如何在中国的讲堂里研习马列，以及他晚年如何不畏强权，毅然决然地选择逃离被独裁蒙蔽的祖国，来到了北京。

尽管黄文欢的身体最终屈服于年迈与疾病，但他那颗炽热的心，却始终跳动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情。在北京的土地上，他安息，他的灵魂和他的理想，却永存于那些被他感动和启迪过的人们心中。

信息来源：越南革命功臣黄文欢，因拒绝反华被判死刑，投奔中国后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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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革命功臣黄文欢，拒绝反华投奔中国，最终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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