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暗藏玄机的饭局
1953年9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院长的陈赓大将，意外地收到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并仍在东北地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高岗发出的宴请邀请。就在不久前的几个月，他与高岗之间曾有过一段算不上愉快的交集。
为了哈军工的筹建，陈赓曾专程前往东北，与主管该地区工作的高岗商议校址选定、建设规划等诸多事宜。高岗在会谈中却显得并不积极，对于这所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国防科技人才重任的新型军事院校的建设，他表现出明显的推诿和迟缓，似乎并不愿意大力支持。
僵持的局面直到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电报，明确指示东北方面必须全力配合哈军工的建设工作，高岗的态度才发生了转变，开始着手落实相关事宜。因此，当这份突如其来的宴请邀请送达时，陈赓的第一反应并非欣喜，而是警觉。
宴席设在大连一家高级饭店的包厢内，与上次会面时的冷淡截然不同，高岗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亲自为陈赓布菜、斟酒，言辞恳切地赞扬陈赓在战争年代的赫赫战功和在哈军工筹建中的卓越贡献，称其为“国之栋梁，前途无量”。酒酣耳热之际，高岗话锋一转，看似不经意地靠近陈赓，压低声音说想和他共谋“大事业”。
高岗口中的“大事业”，分明指向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陈赓断定，高岗正在利用其掌控的权力和资源，秘密串联，试图挑战中央的既定领导格局。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试探和裹着糖衣的“橄榄枝”，身经百战、对党忠诚不渝的陈赓没有当面斥责或激烈反对，而是以自己不胜酒力、需要休息为由，巧妙地回避了高岗的话题，并婉言谢绝了高岗继续“深谈”的提议，匆匆起身告辞。
老将为何如此警觉？
陈赓之所以能在与高岗的接触中保持如此高度的警觉，源于他数十载戎马生涯中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长期形成的敏锐政治洞察力。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杰出毕业生，陈赓很早就投身革命洪流。
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转战太行山区，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痛击日寇，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陈赓旅”。解放战争中，他指挥的陈谢兵团（后改为第四兵团）纵横捭阖，在挺进豫西、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大西南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新中国的成立，为陈赓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1950年7月，应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中央军委派遣陈赓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越南，协助指导越南人民军对法作战。在越南期间，他深入了解战场实际情况，与胡志明、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密切合作，共同分析敌我态势。针对法军在中越边境地区构筑的堡垒防线，陈赓协助越南劳动党中央制定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边界战役”计划。
在他的具体指导和参与下，越南人民军精心部署，仅用三天时间就攻克东溪，切断了法军高平与七溪之间的联系，并随后在围歼高平、七溪撤退法军的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共歼灭法军精锐部队八千余人。
1951年，他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奔赴朝鲜战场。面对武器装备和火力远超志愿军的“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军的立体攻势，陈赓深入前线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作战经验。他大力推广依托坑道工事进行防御和反击的作战模式，即著名的“坑道作战”。
1952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防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创建一所高水平的军事技术院校，培养自己的国防科技人才。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落在了陈赓肩上，他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首任院长兼政委。
为了尽快组建起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陈赓以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不拘一格，广揽人才。他力排众议，亲自向中央请示，特赦并启用了因历史问题或所谓“经济问题”而受到审查甚至判刑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弹道专家沈毅。沈毅早年留学法国，是国内顶尖的弹道学权威，但因被指控存在经济问题而被判刑。
在他的力保下，沈毅得以重获自由，来到哈军工执教。事实证明，陈赓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沈毅以及其他一批被大胆启用的专家学者，后来都成为了哈军工的骨干力量，为新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宝贵的导弹、原子能、电子工程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为“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共和国长子”的权力歧途
高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中国革命的早期阶段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尤其是在1935年，当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错误肃反中遭受严重挫折，主要领导人被捕，部队仅剩百余人之际，形势岌岌可危。
在此关键时刻，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高岗挺身而出，在陈家坡主持召开了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纠正了“左”倾错误，恢复了刘志丹等人的职务，重新整编了部队，使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保存和巩固。
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岗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要职，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在复杂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的大举进攻，高岗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及时向中央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暂时放弃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深入农村和中小城镇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及“发动农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
东北地区被誉为“共和国长子”，高岗作为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功不可没。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和权力的日益集中，这位从黄土地走出来的革命者，其思想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主政东北期间，他逐渐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在工作中表现出一定的本位主义倾向，有时在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上未能完全与中央保持一致，甚至在一些场合流露出将东北视为个人“独立王国”的迹象。据相关史料记载，早在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归国途中视察沈阳时，高岗为了表示“欢迎”，安排了极其铺张的宴请和接待活动，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认为这脱离了群众，助长了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风气。
进入建国初期，随着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高岗于1952年底奉调入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负责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自己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开始在党内进行一系列非组织活动。
他利用职权，散布不利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言论，试图拉拢一批干部支持自己，以谋求更高的权力地位，甚至觊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高岗的这些分裂党的活动，严重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他的政治野心和错误行为，最终被像陈赓这样对党忠诚、保持高度警惕的老一辈革命家所察觉和抵制，并及时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作了汇报。
摊牌时刻的特殊“保镖”
接到陈赓的电话后，周恩来总理的反应显得相当平静，他称赞陈赓“警惕性够高”。这表明，中央对于高岗的问题可能早已有所察觉和掌握，陈赓的报告进一步印证了情况的严重性。事实上，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已经多次对高岗进行过提醒和批评。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考虑到会议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以及高岗此前在一次紧张情境下曾试图抢夺警卫员配枪自杀（未遂）的情况，中央决定加强会场的安保措施，以防不测。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出安排，让陈赓将军佩戴一支上了膛的手枪，坐在距离高岗身后约二十米的位置。
会议期间，陈赓按照要求，在会场中有意无意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枪械。而此时，坐在前面的高岗正襟危坐，或许还在为自己的问题如何过关而焦虑，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那位特殊的“保镖”及其手中的武器，更不会想到，这位“保镖”正是几个月前那个在大连接受他宴请并警觉地识破其拉拢意图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高岗与陈赓之间还有一段不那么严肃的往事。1950年陈赓从越南战场顾问任上归国，途经沈阳时，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曾热情招待。在一个舞会上，高岗甚至特意安排年轻漂亮的女士邀请腿部有旧伤、不善跳舞的陈赓共舞。被女士们热情“围攻”的陈赓难以脱身，情急之下竟在舞池中大喊“救命”，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后，高岗的错误受到了严肃批判。会后不久，他选择以吞服安眠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陈赓将军则继续在他挚爱的国防科技和教育事业上奔波。他为哈军工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后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
参考资料：[1]宝良.中央开会批高岗 陈赓荷枪实弹坐其身后[J].兰台内外,2012(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