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奇伟,一个名字听起来不算特别响亮,但他的故事却能让人瞠目结舌。这位国军军长曾在长征中追着红军跑了两万里,是红军的死对头,可到了1949年,他居然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将领,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为开国大典的座上宾?
吴奇伟,1891年1月8日生在广东大埔县的一个穷苦农家。那时候,他家穷得叮当响,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读书了。他小小年纪就得去伯父开的店铺当伙计,端茶倒水、跑腿打杂,日子过得紧巴巴。不过,吴奇伟这人脑子活泛,手脚勤快,挺会来事儿,伯父看他机灵,就掏钱让他去读书。这对他来说是个翻身的机会,他也真争气,1919年考上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
保定军校在当时可是个牛气冲天的地方,出了不少大名鼎鼎的将领,像白崇禧、薛岳这些人都是那儿的校友。吴奇伟在这儿学了整整三年,练就了一身军事本领,算是正式迈进了军界的大门。毕业后,他投身粤军第一师,这支部队是孙中山一手打造的精锐,里面还有张发奎、叶挺这些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吴奇伟跟着这帮人,从基层干起,一步步往上爬。
到了北伐战争的时候,吴奇伟算是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打仗特别猛,汀泗桥、贺胜桥这些硬仗,他都冲在前面,指挥得有板有眼,战功不少。仗打得好,职位也水涨船高,很快就升到了第四军第12师的参谋长,后来又当上了师长。可惜好景不长,北伐之后,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军阀混战、派系斗争没完没了,吴奇伟也被卷了进去。
1927年南昌起义前,有人想拉他下水一块儿干,他琢磨了半天,还是没答应,因为他觉得张发奎对他有知遇之恩,不能背叛。后来他跟着张发奎跑到广州,支持汪精卫,结果却被桂系和粤军夹击,打得一败涂地。张发奎跑去香港避风头,吴奇伟没办法,只好投靠了蒋介石。可蒋介石这人对外人向来不咋信任,吴奇伟的部队被整编得七零八落,他自己也从师长降成了旅长,日子过得憋屈得很。
1929年蒋桂战争,他又反了一次蒋,想恢复第四军的番号,可惜又没打赢,部队损失惨重,只剩两个团苟延残喘。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吴奇伟借着支援马占山抗日的名义,带着残部北上,投靠了陈诚,这才重新当上了第四军的军长。这一路走来,吴奇伟的经历真是跌宕起伏,从穷小子到军长,他靠的是真本事,但也少不了在乱世里摸爬滚打的运气和抉择。

他的早年生涯里,能看出这人军事能力不差,打仗有胆有谋,可政治站队老是出错。北伐时风光无限,后来却被派系斗争搞得焦头烂额。这些经历让他在国民党内部混得不太顺,也为他后来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长征中的追击:两万里的较量
1934年,吴奇伟被调到江西,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那时候,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吃了大亏,被迫撤离苏区,开始了长征。吴奇伟奉命追击,带着第四军归薛岳指挥,从江西一直追到四川,跑了整整两万里。这一路,他和红军算是杠上了,可结果却没那么光彩。
最关键的一次交手是在1935年的遵义战役。那会儿,红军二渡赤水,突然杀回遵义,把贵州军阀王家烈打得屁滚尿流。王家烈扛不住了,向薛岳求救,薛岳就派吴奇伟带着93师和59师去增援。吴奇伟觉得自己手里的中央军装备好、兵力足,红军在湘江战役后又损兵折将,应该不难收拾。他信心满满地带着部队上了。
2月28日,仗正式开打。红军这边早有准备,红3军团守着红花岗、老鸦山这些要地,红1军团则在侧后埋伏。吴奇伟先派93师两个营试着攻红花岗,结果撞上了红11团的硬钉子,激战五个小时才勉强拿下来。他一看有戏,赶紧调整部署,把两个师的主力全压上去攻老鸦山。老鸦山地形险要,红10团死守阵地,双方杀得天昏地暗,阵地来回拉锯好几次。红军团长张宗逊亲自带队反击,参谋长钟伟剑也在侧翼指挥,结果中弹牺牲,张宗逊自己腿也挂了彩。
到了下午六点,吴奇伟的59师好不容易攻下老鸦山主峰,他站在指挥部拿着望远镜一看,觉得胜券在握。可就在这时候,红1军团从侧后杀了出来,直接打垮了黔军一个团,冲着吴奇伟的指挥部就来了。他那边卫兵不多,红军喊杀声越来越近,吴奇伟一看不妙,扔下望远镜就上马跑路,带着几个参谋狼狈突围。指挥部一撤,老鸦山上的部队顿时乱了套,士气全崩,红军趁势追击,第四军几乎被打得全军覆没。
吴奇伟好不容易逃到乌江北岸,喘着粗气联系欧震求援,可欧震的90师在南岸光看热闹,死活不过江帮忙。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残兵被红军收拾,装备丢了一地。为了挡住追兵,他下令炸了浮桥,结果93师1800多人被困在江北,大部分当了俘虏。两个师出去,最后只剩一个团回来,指挥部的文件也丢得一干二净。薛岳为了保他,报的战损只有四分之一,吴奇伟也就被记了个过,没受啥大处分。

这次惨败让吴奇伟吃了大亏,也让他见识到了红军的厉害。后来他继续追着红军跑,但明显小心多了,不敢轻易正面交锋。他在日记里写过追击红军的经历,说红军打仗不要命,百姓还帮着他们,这让他心里多少有点触动。不过那时候,他还是铁了心站在国民党这边,毕竟他是中央军的军长,职责在身。
可到了抗日战争,吴奇伟的表现又让人刮目相看。1937年淞沪会战,他在上海大场跟日军硬拼了三天三夜,指挥部队死守阵地。1938年万家岭战役,他当了前敌总指挥,拖住日军106师团,给薛岳围歼日军争取了时间。这仗打得漂亮,日军被歼灭上万人,吴奇伟也算扬名立万。抗战中的他,跟长征时判若两人,作战勇猛,指挥沉稳,赢得了不少尊重。
长征里,他追了红军两万里,吃了败仗,却也积累了经验。抗战里,他打出了名堂,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两段经历,一个是挫折,一个是功绩,都在他心里留下了痕迹,也为他后来的转变埋下了种子。
从追击者到见证者:参加开国大典的转折
抗战胜利后,吴奇伟的日子却不好过了。1945年6月,他当上了湖南省政府主席,想干点实事恢复经济,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太厉害,腐败又到处都是,他干得心力交瘁。1946年4月,他被免了职,改去武汉行营当副主任,后来又调到徐州绥靖公署。可国民党在苏北战场连吃败仗,他看着这帮人窝里斗,实在干不下去了,干脆借口养病辞职,跑到南京汤山隐居。
这时候,他的想法开始变了。旧部魏鉴贤劝他跟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他虽然有点动心,但跟国民党纠缠太深,一时下不了决心。1947年,中共地下党员杨凡在他身边工作了好几年,慢慢影响他的思想。同年4月,他在香港秘密见了中共华南分局的连贯,聊下来觉得共产党这边有道理,思想转变得更快了。1948年1月,他正式加入了李济深、何香凝搞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跟蒋介石彻底翻脸。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吴奇伟回到广东,当了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他一边稳住局面,一边派人跟中共联系,准备起义。5月,他拉着七个广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在东江地区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投靠解放军。毛泽东和朱德回了电报,说对这事儿“极为欣慰”,欢迎他加入。9月,他以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去了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会议上有个小插曲挺有意思。吴奇伟发言的时候,手里拿着讲稿,讲得中气十足,可讲到最后,他习惯性喊了句“中国国民党万岁”。台下一片哗然,有人皱眉,有人小声嘀咕。他愣了一下,赶紧解释说以前开会喊惯了,一时改不过口。大家听完都笑了,这事儿还被《大公报》的总编徐铸成记了下来,成了个有趣的谈资。
1949年10月1日,吴奇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看着广场上红旗飘扬,礼炮轰鸣,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从追击红军的国军军长,到新中国的政协委员,这转变看着不可思议,但其实有迹可循。之后,他还干了不少实事,当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广州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跑基层、搞教育,为新中国建设出了力。1953年7月11日,他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2岁,骨灰葬在八宝山。
吴奇伟能参加开国大典,不是运气好,而是他赶上了历史大势,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长征里,他是红军的对手,吃了亏也学了东西;抗战里,他打出了名堂,证明了自己;解放战争里,他看透了国民党的腐朽,果断倒向了共产党。他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国共从对抗到和解的复杂过程。
一个人的传奇,一个时代的缩影
吴奇伟这辈子,真是够精彩。从广东的穷小子到北伐名将,再到长征里的追击者、抗战中的英雄,最后变成新中国的建设者,他的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节点上。他追着红军跑了两万里,吃了大亏,却也在那段经历里看到了红军的韧性;他抗战打得漂亮,赢得了尊重,却没能在国民党混出个名堂;最后,他在关键时刻选对了路,站到了新中国这边。
他能参加开国大典,不是偶然。长征的挫败让他对红军刮目相看,抗战的功绩给了他底气,对国民党的失望推着他转变,而解放战争的起义让他抓住了历史的机会。他的故事,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奋斗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国共两党斗得你死我活,可到了最后,有些人却从对立走向了合作。吴奇伟就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