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莫斯科的一个长时间的招待会结束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醉醺醺地站起身来祝酒说：“为原子弹干杯，我们已经搞到了原子弹。”一个助手迅速将他扶出大厅。莫洛托夫的酒后失言引起美国中情局的高度重视。最终破获的苏联间谍案，却令艾森豪威尔总统极其愤怒，制造出“莫须有”冤案。 1947年的莫斯科，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尽管城市的外表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但战争留下的伤痕依旧清晰可见。这个时期的苏联社会处于战后重建的关键阶段，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艰辛。 国家领导层则因冷战的逐渐拉开和对西方世界的防范，使得情报和军事成为了政府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作为斯大林最信任的干部之一，其言行自然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在那个宴会的开始，一切似乎只是为了庆祝苏联国家安全局的成就和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期待。长桌上摆满了精美的食物和各种酒水，音乐和欢笑声充满整个宴会厅。但随着酒精的作用，气氛开始变得更加放松，也更不可控。莫洛托夫在酒精的驱使下，失去了平日的冷静与计算，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透露了苏联的一个重大秘密。 这番话一出，宴会厅内顿时静了下来，接着是低低的窃窃私语。一名助手迅速反应过来，担心言论的影响，连忙上前扶起莫洛托夫，匆匆将他从大厅中带出，但那句话已经被不少与会者听到。宴会很快在一片尴尬和低语中结束，事件也迅速被一些在场的外国记者传播开来。 消息传到美国，立即引起了中情局的高度重视。这是一个关键的情报，如果苏联真的已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那将对全球的军事平衡构成重大威胁。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情报界和政界的反应极为激烈。一系列的调查和对苏联科学界的监视行动紧随其后，目标直指那些可能涉及核武器研发的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 随着莫洛托夫的失言在国际间引发轩然大波，美国中情局加紧了对国内所有可能涉及核武器技术泄露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监视和调查。这场调查很快演变成一场涉及广泛的间谍搜捕行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深入到美国的核研究设施、大学实验室，甚至一些科学家的私人住所。 在这场大规模的情报战中，特工们被派遣去跟踪那些有过去苏联旅行历史或与苏联科学家有过接触的美国公民。每一条线索都被严格审查，任何异常的通讯、会议或金钱交易都被视为可能的间谍活动证据。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内部的反间谍情绪达到了历史的高点。 其中，最受关注的案件是关于罗森堡夫妇的调查。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罗森堡夫妇因涉嫌将核武器设计图纸和生产工艺的关键信息传递给苏联而被捕。朱利叶斯是一位工程师，而艾瑟尔则是一位普通家庭主妇，两人在战后的红色恐慌中显得尤为突出。 调查开始于一名名叫大卫·格林格拉斯的小科学家，他因酗酒和赌博债务被中情局盯上。格林格拉斯在一次偶然的监视中被捕获与苏联领事馆的人员有过密切接触。在随后的审讯中，格林格拉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提供了罗森堡夫妇的名字。他声称在几次聚会中听到朱利叶斯谈论过他与苏联联系的事情。尽管初步证据并不充分，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的指控足以使罗森堡夫妇成为调查的重点。 联邦调查局对罗森堡家进行了彻底搜查，查获了一些写有技术数据的笔记和信件。尽管这些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他们向苏联提供了核武器技术，但在媒体的炒作和公众的恐慌情绪推动下，案件迅速升温。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在审讯中采用了更为严厉的手段，试图从罗森堡夫妇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 罗森堡夫妇坚决否认所有指控，他们的坚持和不合作态度使得情况更加复杂。朱利叶斯只是一个工程师，而艾瑟尔对技术知之甚少，她更多的时间是在照顾家庭和孩子。然而，正是这种普通的外表和看似不可能涉及高级间谍活动的背景，使得他们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审讯过程中，联邦调查局找到了富克斯——一个在英国工作的物理学家，他承认自己是苏联的间谍，并声称与罗森堡有过联系。富克斯的证词为这一案件添加了关键的转折点。他提供的信息连接了一系列复杂的线索，将罗森堡夫妇与苏联间谍网的其他成员联系起来。 随着调查的深入，美国社会对罗森堡夫妇的看法越发分裂。一方面，许多人相信他们是无辜的，被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冷战的紧张关系和对苏联威胁的恐惧，也有很多人坚信罗森堡夫妇确实为苏联工作，认为严厉的判决是必要的。 尽管存在争议，但在紧张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压力下，法庭最终判决罗森堡夫妇死刑。这一判决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抗议，不仅在法律和政治层面，也在道德和人权层面。罗森堡夫妇的案件不仅是一场法律斗争，更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缩影。 来自 卢克·李华合编. 苏联名人小传[M]. 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