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十九日，在位二十五年的宋真宗在北宋首都汴京（如今的河南开封）的延庆殿驾崩，终年五十四岁，安葬于河南邙山的永定陵。
宋真宗驾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太子赵祯继承皇位，史称宋仁宗。
由于宋仁宗的年纪尚小，无法独立处理朝政，暂时由刘太后垂帘听政，直到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刘太后因病去世，他才开始亲理朝政。
根据《宋史·仁宗本纪》当中的记载，宋仁宗的本名并不叫赵祯，而是叫作赵受益，宋真宗将他立为太子的时候才赐名为赵祯。
宋仁宗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李宸妃，另一个是养母刘娥，刘娥是当时宋真宗的皇后，由于刘娥没有生育儿子，就把年幼的宋仁宗收养当了养子。
宋仁宗
而妇孺皆知的中国古典文学故事“狸猫换太子”，当中讲的就是宋仁宗的身世。
虽然宋仁宗是宋朝的皇帝，但是他由于年纪尚小，手里并没有实权，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手里。
后世对于刘太后的评价是“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她有吕雉和武则天的治国之才，却没有吕雉和武则天的阴狠毒辣。
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当了十一年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刘太后因病去世，此时的宋仁宗也已经二十四岁，终于可以正式体验一把皇帝应该有的权力。
可是，当时的宋朝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局面。
“内忧”是从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就一直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外患”是宋朝西北边境的党项部落，以及宋朝东北边境的辽国。
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项部落首领李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如今的宁夏银川），史称西夏。
李元昊年纪轻轻，身兼文韬和武略，拥有过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善于识别人才和任用人才。在他的治理之下，西夏的综合国力逐渐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宋朝、辽国、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西夏建国之初，为了扩张领土和彰显国威，李元昊率领大军对宋朝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九月，李元昊大举出兵攻打宋朝，泾州（如今的甘肃泾川）知州兼刑部员外郎滕宗谅率领大军抵抗，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防御战争。
可是，面对西夏军队的进攻，宋朝军队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当中的记载，宋朝当时在西部边境的驻军多达三十多万，虽然从兵力上远远高于西夏军队，但是仍然不敌西夏军队的入侵。
那么，看似强大的宋朝军队，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其实，当时宋朝驻守在边疆的诸位将领，表面上是听命于朝廷，在实际作战的时候并没有互相联络，也没有互相支援，几乎都是孤军奋战，难以发挥出来兵力上的优势。
李元昊
若是追究其主要原因，还是跟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有关。
宋太祖身为后周时期的一员武将，他首先通过发动“陈桥兵变”，推翻了后周王朝，然后“黄袍加身”，建立起了宋朝，定都汴京（如今的河南开封）。
由于宋太祖本身就是通过兵变夺取的政权，因此在建立宋朝之后，他也担心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于是就开始剥夺武将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随后，针对唐朝末期和五代时期遗留下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宋太祖制定了“兵将分离”的政策。
宋太祖赵匡胤
所谓“兵将分离”，就是把天下的主要军队全部集中在汴京，以防止地方势力发生叛乱，同时还把军队的将领频繁进行更换，从而做到“兵不识将，兵无常帅”，这样就避免了对皇权构成威胁。
即便如此，宋太祖还是不放心，又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例如“重文轻武”“以文抑武”“守内虚防”等等。
之所以实施“守内虚防”政策，因为宋太祖认为，国家的“内忧”比“外患”更加可怕，他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国内，因而忽略了边境的布防。
宋太祖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一直到了宋仁宗时期，依然在继续沿用。
因此，面对西夏军队的侵犯，宋朝军队才会一击击溃，接连吃下败仗。
李元昊
眼看宋朝边境发来一封接着一封的告急奏折，打仗又打不赢，宋仁宗只好采取与西夏进行和谈的方式。
对于宋仁宗来说，只要能够保持和平，与宋朝边境的巨大威胁相比，向西夏赔点钱财就是小菜一碟，就连许多朝中大臣也是这种想法，其中就包括当朝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是宋朝开国以来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功臣名相，也有人说他是奸佞小人。
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还是跟吕夷简对待西夏和辽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有关，导致后世对他产生负面评价。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当中的记载，在宋朝与西夏正在交战期间，位于宋朝东北边境的辽国趁机出兵威胁宋朝，还装作一副要像宋朝大举进攻的模样，目的是逼迫宋朝与辽国重新签订一份“澶渊之盟”。
面对辽国军队的来势汹汹，宋仁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于是派遣使者与辽国进行和谈。
就在这个时候，吕夷简认为，此时的宋朝正在跟西夏进行交战，一旦再跟辽国开战，宋朝将会两面受敌，将会导致宋朝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于是，吕夷简提出一个主张，应当安抚东北边境的辽国，辽国无非就是想要钱财，只要不涉及宋朝的领土问题，多给辽国一点钱财也不算什么事情。
吕夷简开始展现了他的“两面性”，他要求宋仁宗亲自坐镇宋朝的北京大名府（如今的河北大名），便于指挥宋朝军队与辽国军队作战，对内表现出一副与辽国血战到底的决心。
与此同时，吕夷简还采取了另一手准备，他对外派出使者跟辽国进行和谈。
结果，宋仁宗听取了吕夷简的建议，而吕夷简派出的使者也有了消息，曾经的“澶渊之盟”只是要求宋朝向辽国每年进贡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帛，而这次和谈，辽国把退兵条件提升到了“每年进贡二十万两白银，三十万匹绢帛”。
即使如此，宋朝还是答应了辽国提出的条件，辽国也遵照合约撤兵。
然而，当时的宋朝国内正在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光是这三样开支就占据了国库每年支出的70%至80%，这下可倒好，又要多赔给辽国一笔开支，无疑给已经捉襟见肘的宋朝增加了极大的负担。
因此，后世在评价吕夷简的时候，把宋朝与辽国签订的一些赔款合约也算在了他的头上，成为了一个替罪羊。
不过，吕夷简通过赔款的方式，也确实解决了宋朝与辽国之间的冲突，宋朝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西北边境的西夏了。
就在宋朝与西夏在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西夏却突然改变了策略，转而向宋朝释放出一种和谈的信号。
那么，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的西夏为什么会向转变态度呢？
原来，由党项部落建立起来的西夏王朝毕竟地小物稀，跟宋朝之间的连年战争给西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虽然在战斗当中能够取得胜利，但是战后获取的财物远远弥补不了在战争当中的消耗。
而且，西夏的人口稀少，连年的战争导致兵源不足。
除此之外，战争刚一开始打响的时候，宋朝就对西夏采取经济制裁，朝廷中断了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宋朝不再向西夏提供人民日常生活当中必需的茶叶、纺织品等等。
这样一来，也让西夏国内陷入了困境，人民渴望“停止战争，恢复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
面对西夏国内的这种情况，李元昊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改善一下与宋朝之间的关系。
于是，从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开始，李元昊就开始频繁的派遣使者前往宋朝，商讨具体的和谈条件。
遗憾的是，西夏提出的和谈条件过于苛刻，而且宋朝还要向辽国每年进贡二十万两白银和三十万匹绢帛，实在没有多余的钱财来满足西夏的要求。
因此，西夏和宋朝之间的和谈，一直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直到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五月，宋朝与西夏之间的和谈终于出现了转机。
此时的宋朝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面加紧训练士兵，时刻备战，一面从容议和，以打促和。
见此情景，李元昊的心里十分没底，他内心深知，如果再继续跟宋朝军队打下去，一旦宋朝和辽国结为同盟，联合起来攻打西夏，那么西夏将会处于不利的局面。
思来想去，李元昊决定继续派遣使者跟宋朝进行和谈，但是降低了和谈的条件。
按照李元昊的指示，使者向宋朝提出的和谈条件为：
“西夏可以从名义上向宋朝称臣，但是有一个前提要求，那就是宋朝每年向西夏送上五万两白银、十三万匹绢帛和两万斤茶叶。每逢宋朝和西夏的节日之时，宋朝还要向西夏送上两万两白银、两万三千匹绢帛和一万斤茶叶作为过节礼。此外，宋朝开放边境贸易场所，恢复民间的商贸往来。”
宋朝答应了西夏使者提出的条件，这次和谈被称为“宋夏和议”或“庆历和议”。
从表面上来看，西夏好像是向宋朝称臣，但是哪有天子向臣子每年进贡的道理呢？
因此，“宋夏和议”其实就是宋朝花钱免灾，虽然宋朝边境的隐患已经用钱摆平，但是每年向辽国和西夏支付的巨额钱财几乎掏空了宋朝的国库，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由于宋朝的国库吃紧，物资短缺，致使百姓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就会产生社会的动荡。
尽管花费巨资暂时稳定住了“外患”，但是“内忧”的事情完全暴露出来了，这让宋仁宗十分头疼。
最让宋仁宗感到头疼的事情，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沉重的财政支出让宋朝国库不堪重负；
宋朝既要根据新的“澶渊之盟”向辽国支付钱财和绢帛，又要根据“宋夏和议”向西夏支付钱财、绢帛和查夜。
除此之外，宋朝还要面临国内一直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宋太祖在位时期把全国的军队收归朝廷，由朝廷负责全国军队的军费开支。
根据《宋史》《张子全书》和《苏学士集》当中的记载，到了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的时候，宋朝的兵力高达140万人，朝廷用于养活这些军队花费的军费竟然占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70%至80%。
而且，为了延续宋太祖时期制定的“以文治国”策略，宋朝的官僚体系越来越大，通过科举考试、封官加爵、买官卖官等方式进入官场的文官越来越多。
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间，文武百官就增加到了一万七千余人，比宋真宗时期还要多出一千多人，又要为此多出一笔不小的开支。
各种开支加在一起，使得宋朝国库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
在《宋史·食货志》当中记载，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宋朝的全国收入是一亿两千六百二十五万余两，而这些钱财基本上花完，史料称为“所出无余”。
对于一个领土辽阔的宋朝来说，国库都没有多余的钱财了，又该怎么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呢？
第二个方面：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激化；
自从宋太祖建立宋朝以来，朝廷对于官员经商和土地兼并一直持有放纵态度，因此当时有“不抑兼并”的说法。
宋太祖认为，只有让官员在财富上得到了满足，他们就不会对权力产生太大的渴望，因而皇权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此，许多官员私下从事经商和贸易，甚至利用职务之便做些不法的勾当。
每逢遇到灾荒之年，百姓种下的粮食颗粒无收，为了活命，他们被迫向一些官员租借粮食，但是要拿自己的土地作为抵押或者变卖。
更有甚者，一些官员还会故意破坏堤坝，制造水灾，逼迫百姓以更低廉的价格卖掉土地。
这样一来，百姓的土地全部都被一些官员兼并，百姓没有了土地，就没有生活来源，只能被迫流离失所，成为了流民。
根据近代史学家漆侠所著的《宋代经济史》当中的考证，在宋仁宗时期，占着总人口6%至7%的人口数量，却拥有着宋朝国内60%至70%的土地资源。
第三个方面：军民起义频发，使得社会局势动荡不安；
在宋仁宗时期比较著名的三次起义，分别是由张海、王伦和王则率领发动的。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夏天，这一年正是陕西一带遭遇大旱，受灾的百姓达到百万之多，一些百姓为了混口饭吃被迫加入以张海为首的绿林好汉。
这年八月，为了生计，一千多名百姓在商州（如今的陕西商州）发动起义，而张海等人也趁机加入其中。
就在张海率领的一支起义军来到光化（如今的湖北光化）时，驻守在当地的五百多名宋朝士兵前来投靠，一同北上对抗朝廷。
随后，张海又发动了两千多名宋朝士兵加入进来。
张海率领起义军所到之处，就会打开当地县衙的粮库，把粮食分给受灾的百姓，从而得到了百姓的一致称赞，纷纷加入起义军的队伍。
直到这个时候，随着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大，朝廷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来事派兵镇压。
在宋朝军队的重兵镇压之下，张海战死，起义军以失败告终。
宋仁宗认为，对于辽国和西夏还可以使用钱财来平息，但是对于国内的叛乱，宋朝军队不但不加以制止，甚至还加入叛乱的队伍，这就不是光靠钱财就能解决的事情了。
于是，针对这些问题，宋仁宗开始向文武百官寻求改革的措施。
有位大臣提议说：“当下朝廷的财政紧张，主要原因还是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要想彻底根除这个顽疾，必须要裁减官员，削减开支。”
吕夷简
这个建议刚一提出，许多文武大臣觉得言之有理，纷纷表示支持。
然而，却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就是当朝宰相吕夷简。
尽管如此，宋仁宗已经下定决心实施改革，他下令召回被贬到西北边境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还重用富弼、韩琦、欧阳修、宋祁、余靖、蔡襄、文彦博、王素等人。
这年九月，范仲淹针对宋朝存在的弊端，向宋仁宗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由此揭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