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宋凯自杀离世的悲剧，引发广泛关注。

据学校官网信息，1986年出生的宋凯，本科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北京大学硕士，加拿大UBC博士、博士后。2019年，时年33岁的宋凯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宋凯生前所在的环境工程系系主任回应媒体称，本校没有“非升即走”政策，只是按照聘用合同进行正常考核，该教师考核未通过，由副教授降级为讲师。另外，该校人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宋凯并没有被降职。

但从目前的报道看，宋凯生前确实面临着不小的考核压力。比如宋凯因为有基金项目申请书要交，年后开始就“忙得不得了”；提及基金时，说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写不出来，还念叨着“来不及了”；因为考核没过，他退还了部分安家费，被知情人称为“面子上的否定”……或许是这些现实刺激，叠加他长期患有抑郁症，最终导致了悲剧。

悲剧引发了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共鸣。实际上，高校“青椒”话题已经被讨论多年，即高校青年学术群体面临巨大考核和现实压力。“青椒”不只是青年教师的谐称，似乎也是一个隐喻，象征着他们面临的共同困境——青涩、脆弱、焦虑。

“青椒”压力究竟有多大？

不妨以宋凯所在的南京林业大学为例。宋凯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必须达成《南京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首聘期考核办法》里规定的条件才算合格。

这个考核办法内容林林总总，有知情人士透露，“就考核标准而言，如果教师手里没有国家级的课题，是很难达标的”。当“国家级的课题”成合格的硬指标，不难想象其难度。而宋凯就是只有论文，没有拿到项目。

不仅考核难度大、要求高，考核不合格面临的结果也堪称严重。客观来看，宋凯面临的处境并不是最苛刻的一种，更令“青椒”瑟瑟发抖的是“非升即走”，即未通过聘期考核评上更高的职称就要离职。这当然显得“残酷”，一旦考核不过，多年的学术付出即付诸东流。

值得关注的是，严格考核已经呈现蔓延趋势，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采用类似办法。比如前不久，太原师范学院出台规定，学校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来校工作满五年后，如果仍然没有晋升副教授（已达副教授任职条件因指标原因未晋升的除外），需要转到学校后勤、保安等服务保障岗位。

这则消息瞬间让学林炸锅。人们感叹“非升即走/转”已经卷到了这个程度，也惊讶于“博士转岗后勤”这种巨大的落差。

但这确实也是大势所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已有110余所大学实行以“非升即走”为核心的新型聘任制度。

可以说，“青椒”整体形象似乎不再是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用网络话语说，倒更像气喘吁吁的“学术牛马”，在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就要接受相当严格的“抽打”。

“非升即走”有没有原罪？

如今，“非升即走”似乎正从一个中性的制度规定，变成一个压榨“青椒”的贬义词。像南京林业大学就强调自己没有“非升即走”。但如果追溯历史也能发现，“非升即走”其实是作为针对学界不良生态的一味药而引入的。

过去，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曾在相当长时期内采用终身制聘任方式。这种方式的弊端繁多，比如容易滋生科研产出低效、创新能力不足、“论资排辈”“近亲繁殖”等问题。这很容易理解：一旦入职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个人努力的价值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鉴于此，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开始探索预聘-长聘制，希冀借鉴国外高校推行多年的这一制度，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人才遴选、流动制度，鼓励具有学术志趣和科研潜力的优秀人才从事长周期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实现教师队伍的持续优化。

严格考核制度之后，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截至2015年，我国高校教师中45岁以下者占71%，可见中青年已经是学术主体。

而我国的论文数量、质量确实也在过去数十年得到爆发性提升。据《202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16349篇，占世界总量的30.3%，首次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1；热点论文数量世界排名保持第1位；高被引论文数量继续保持世界第2位。

这事实上也是为什么类似“非升即走”之类的严格考核制度，虽然教师抱怨、社会关注，但要将其完全否定却并不容易。从学术产出的角度来说，严格考核是有用的，毕竟考核标准都是论文数量、所发刊物级别这些硬性指标，一定会快速带来肉眼可见的效果。

而且，现阶段似乎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替代性方案。“非升即走”也就处于一种“饱受批判却又让人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

科学合理设置考核评价周期

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没有考核当然也不可能。但需要明确的是，哪怕严格考核的大方向没错，也不意味着制度不可以完善。

比如有人指出，很多高校的考核标准过于严格、单一，又缺乏充分客观的同行评议机制，导致评价机制过于机械，将资质各异、禀赋不同的“青椒”们挤到了同质化的道路上。

这不仅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也会造成学术层面的副作用，比如倒逼“青椒”扎堆涌向快速出成绩的“短平快”项目，造成基础研究领域乏人问津的现象。道理很简单：既然在几年内就要出成果，就没有人愿意去啃一个产出预期不确定的课题。在“非升即走”的门槛前，“青椒”们冒不起这个险。

所以，如何进行人性化的改造，比如提高评价标准的多元性，扩展考核内容的承载量，提供一定的救济空间，保持严格与灵活的平衡，是当前应该探索的方向。

2020年底，人社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科学合理设置考核评价周期，适当延长基础研究人才、青年人才等考核周期。可见，进行相应改革，早已有制度层面的考量。

相关政策精神与如今人们对“青椒”面临的考核压力的争议，彼此呼应。如何将共识落地为更成熟、完善、细致的措施，显然需要教育部门和高校有更多思考，并加快执行速度。无论如何，“青椒”自杀是一幕沉重的悲剧，社会不能再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