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

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早已实现。

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陈果夫到校演讲，每由周策纵记录。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

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他执笔的。

《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

“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为什么突然辞职，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

“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

“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

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

皇天不负有心人，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遭到大陆和台湾的限制。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

《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

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

很少荐书的袁伟时老师却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阿城老师也说：我八五年在香港的书店，站着快速翻完美国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算是第一次知道关于“五四”的另一种讲法。

罗素夫人阅读此书后亲笔致信周策纵：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寄到你处，也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但是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这书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而最权威者莫过于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的评论：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学史或传记的著作，几乎例必征引《五四运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