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份，汉奸刘黑七率部向东侵入掖县、平度境内。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二十一旅，与刚反正不久的赵保原部联合抵御刘黑七的进攻。
我二十一旅六十二团为前线主力，在平度县的高望山以南以西一带布防。赵部在第二线为预备队，驻高望山。
吴幸之时任六十二团三营政委，与营长杨德之、副营长林月樵遵照指挥部的命令，带领全营三个连四百多人的部队投入了包围攻打高望山西南国家埠一带村庄敌人的战斗。战斗进行了一天，从拂晓打到日将西落。敌人全线出击，我军各线撤出战斗。
当夜三营和二十一旅部一起向东北转移到掖县的金牌、南宿与五支队司令部会合。估计敌人向掖城进攻，二十一旅政委李耀文、政治部主任张加洛带二个营在夏邱堡北公路东侧阻击来敌未成，敌人直奔掖城。我驻掖城的部队机关撤离。1月16日傍晚，掖城被敌侵占。
这次战役中，赵保原部名为与我军联合御敌，不仅没有投入战斗，当我二十一旅部队经高望山一带北撤途中，还把我军后卫零散部队的枪抢去。
我二十一旅陆续转移至掖城东北秦家一带，刘匪尾随而来，又打了秦家战役。我方撤出战斗后，部队集结于掖县五区柳园滕家一带，旋即开往黄县休整。
由于战事失利，士气低落，二十一旅许多战士（多是掖县老乡）潜散家乡。吴三营原有近五百人枪，撤至柳园滕家和招远县磁口沿烟潍公路一带检查时，只有二百七十余人枪。
敌人侵占掖城后，我部队和党政机关大部转移至平招莱掖山区和黄县。敌人四处骚扰劫夺，是年春节期间又曾窜到掖县北乡西由一带抢掠数日。掖县环境顿成恶化。
从1938年3月三支队创建以来，我方建立的掖县县、区、乡、村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一时处于瘫痪状态。北掖平原一带情况尤为紧张。群众恐慌、沉闷，汉奸活动嚣张。
1939年3月间，二十一旅六十二团和五支队的另一个团在五支队高锦纯司令统一指挥下，先是包围攻打招远城之敌，后随即率部回师攻打掖城。虽都未克，但这一战斗行动给予掖县广大人民以很大鼓舞。
部队转移至平招莱掖山区后，进行了整编。二十一旅的建制撤销，整编为一个团，仍叫六十二团，团长刘炎（？）、政委李炳令。原二十一旅旅长郑耀南、政治部主任张加洛、秘书长李佐长等调离胶东去鲁南山东分局、山东纵队。
1939年4月，李炳令政委代表五支队向吴幸之和黎光布置，要俩人和盛理善、王伯英等几位同志组成一个地方工作委员会，到掖县去开展工作。因为原六十二团是掖县三支队编成的，在掖县影响较大，所以地方工作委员会的公开名称叫“六十二团地方工作委员会”。吴幸之为主任兼党的特派员，黎光为副主任。
地方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潜散在家乡的原部队人员，扩充发展武装部队，镇压汉奸，教育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帮助配合掖县党政机关恢复工作、开展工作。
吴幸之等人接受任务后，在一个夜间，从招远与莱阳交界的某村闯过敌人封锁线，返回了北掖。接着就按照李炳令交待的任务进行工作。
他们首先搭起地方工作队的架构，设组织科由赵冲宵负责，宣传科由盛旭东负责，后勤事务管理由吴竹斋负责。然后立即着手发展武装。
经过个别联系和积极宣传动员，潜散在家乡的部队战士相继归队，并且发展了一批新战士。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初步建立起在地方工作队直属下的五个大队。
五个大队按大队长的年龄排次。第一大队长赵顺信（即赵伯卿，原三支队特务大队中队长）；第二大队队长盛理善（原三支队第六大队队长，后任二十一旅参谋）；第三大队队长丁成发（原三支队某大队中队长）；第四大队队长曲鹏飞（原二十一旅六十二团三营副营长）；第五大队队长孟广照（原三支队反顽战斗中曾任某路指挥）。
各大队逐步发展到每队少者三四十人，多者五六十人不等。开始时枪支缺乏。这年夏天，地方工作队在西由北单山村开办了一个有近十名工人的小型兵工厂，造了近百支步枪，补充给各大队。各大队分别在北掖西各区驻防。为便于活动，一律着便服。
地方工作队在积极发展武装，打击敌人的同时，还对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各大队经常派出便衣担负侦察、监视敌人行动的任务，或派出部分武装截击掖城外出抢劫的小股敌人。有时地方工作队也集合各大队夜间出发佯攻掖城，迷惑敌人，白天撤离。
还在掖城附近以及沿烟潍公路等村设立了十多个秘密情报点，由地方工作队统一布置掌握，建立了情报传递办法，对掖城敌人的活动了解掌握的较为及时准确。由于地方工作队及其所辖武装部队对敌人的监视、扰乱、截击，敌人就不敢轻易小股出动。敌活动范围经常只是在距掖城三五里以内的村庄。
地方工作队开始在掖县活动时，掖县党政机关已经转移到黄县和掖招边区。随后吴幸之等不断寻找联系，直到七、八月份，才和掖县政府的沈石如见了面。从此就和当时的县长于烺接上头。但当时县政府人员很少，行动秘密，行踪不定，所以地方工作队跟于烺汇报情况研究工作的机会很少。
至于县委的负责同志，吴幸之等长时间未能找到，因为当时县委的工作也转为分散和更加秘密地活动。很长时间后，吴幸之才听说县委负责同志隐蔽在六区某村以某商号为掩护进行工作。
虽然没找到县委，但地方工作队的几位负责人家乡都是北掖，是原掖县三支队的干部，有的是抗战前掖县的老党员，对掖县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熟悉。尤其掖县建党较早，乡村基层党组织和群众基础比较好，这使地方工作队的工作就能够较快地开展起来。
此时掖县的基层党组织一度呈涣散状态。党组织、党员都不公开，工作都是秘密进行。
吴幸之等人分别到各区各村找过去熟悉的党员，如三区的仲福堂和四区的朱希文、郑芳，五区的原世忠，六区的郑祥斋、马宪义等等，都接上了头。工作队向他们讲明形势，鼓励他们越是艰苦环境，更要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并同研究怎样联系其他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开展工作等问题。
这些区的许多村庄党支部、党小组很快恢复建立了起来。基层党组织，新老党员也主动与地方工作队联系，接受一定的工作任务。
由于环境恶化，有些乡、村公所的负责人不敢露面，有的自动推卸了职责，不少乡、村公所的工作无人过问。地方工作队一方面动员原乡、村公所的负责人认真坚持工作，另一方面对不适合继续工作者，就准其辞退，另行指定负责人。在二、三、四、五、六区，地方工作队经常召集乡、村公所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工作。
地方工作队经常在所到村庄召开群众会进行宣传教育，还在西由、平里店、朱桥等村镇开过几次当地开明地主、乡绅、商人会议，向他们进行抗战形势教育、政策教育、统一战线教育，争取他们参加或支持抗战，并团结了一部分商人，使他们能够利用与外埠的关系，从敌占城市给我方办运一些急需的物资，如纸张、日用品、手表等。有的商人还给我方偷运来敌人禁运的物品，如医药、旧电线片子等。
地方工作队还分片召开过多次小学教师会，把停办的学校逐步恢复了起来。
当年夏末，我五支队西方战区独立团（团长陈龙飞）在渤海与日伪打了一仗。在战斗中负伤的几十名伤员经海路运至三山岛，地方工作队主动把伤员同志接收过来妥善安置和转运，还动员了西由一带的中、西医师为伤员治疗。
地方工作队当时控制了石虎嘴、三山岛、黑港口、海庙后、虎头崖五个小海口，开展税收工作。掖县群众以往经常有外出到平津、东北各大城市经商的。在战斗环境下，敌人占领控制了大城市，对广大农村和抗日根据地大肆掠夺和严加封锁。商人们感到经过陆路和沿海城市港口外出经商、贩运货物困难很大，于是就利用广阔的大海，使用帆船木筏，在轮船不能停泊的小海口往返。掖县的这几处小海口从此就较前活跃繁荣起来。
地方工作队为了鼓励商人从敌占区运来我方需要的东西，限制或禁止运进我方不需要的东西或违禁品，在五个小海口设置税卡，配备税收人员。为管理方便，把虎头崖、海庙后交由梁仙九负责，黑港口、三山岛、石虎嘴交由王萌堂负责。整个税收工作由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王伯英分管。他们经常与过往商人、船户接触联系，进行教育开展工作。
由于控制了海口，开展了税收工作，地方工作队及其所辖五个武装大队，除吃饭由掖县群众供给，其他一切费用，均靠税收自给，尚有大量结余，还给前方部队（五支队）购买了大批纸张、医药、布匹等物资。当年十月底地方工作队结束时，又向五支队后勤部送交了大批物资和款饷。
在地方工作队于1939年4月到10月在掖县活动的这段时间中，同时还有老党员姜兢一、滕绍武在三区领导组织的海防大队，有马英忱领导的同义抗日救国会。他们各自组织起二三十人的队伍，对动员群众、稳定掖县局势也起过一定作用。
还有王子斌、芦啸秋、王铁城等人也在某种抗日锄奸的名目下，进行活动，但他们只有少数几个人自成一伙，都未能拉起队伍。特别是芦啸秋一伙，胡作非为，任意借故绑架、抓人、杀人，到处捐款勒索，生活极度腐化，引起广大群众激愤。王铁城还借报私仇杀害共产党员。芦、王后都被我政府处决。
地方工作队及其所辖五个大队人员的思想作风也是参差不齐的。吴幸之等负责人在掌握队伍时，虽然要求上比较严格，也注意了教育工作，但确曾发生少数人某些违纪的事情，甚至个别负责人贪污腐化，影响很坏。这些都值得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但是在1939年掖县那种紧张、混乱、复杂的环境下，地方工作队在五支队指示下，经过大半年的活动，发展了一部分武装，对教育发动群众团结抗战，恢复区、乡、村政权，稳定掖县的形势等方面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的作用。还给前方筹办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基本上完成了五支队交给的任务。
1939年10月底，地方工作队奉令结束。原五个大队共有二百多人，长短枪近二百支，改编为第四区队，上级派施肇基任区队长，吴幸之兼政委。地方工作队本身则编为第一总队政治处，吴幸之任主任。各海口的税收工作移交给后方司令部派来的王维中等人。
年底，第四区队又改编为六十四团三营，离开了掖县，第一总队政治处撤销。吴幸之于1939年底，回到五支队政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