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随后的30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消除了贫富差距，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均贫富实践，相当于全中国进行了财富分配的“清零”。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但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但带来了财富的爆炸性增长，也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级，豪强大户开始生根，利益集团势力渐现，贫富差距显著扩大。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有效地调动了中国社会精英群体创造财富的巨大热情，他们中大多数人敢为天下之先，敢冒令人却步的风险，开动脑筋，打破惯例，勇于创新，获得了事业发展的第一桶金。他们的行为在一个沉闷已久的社会中，发生了明显的“鳗鱼效应”刺激了更多的人萌生出创造财富的雄心壮志，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大跃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穷的面貌。

既然10%的社会精英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社会的鼓励和保护，在财富分配的蛋糕中享有较大的份额，这既是奖勤罚懒的宗旨，也是激励财富创造的手段。

2000年前后，具体来说就是金融危机前后，社会对富人的主流态度从羡慕逐渐转变为嫉妒，“仇富”这一字眼出现的频率开始明显升高，贫富矛盾日益加强。

倘若继续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富人获得财富的速度将越来越快，获得的财富比例也将越来越大。那富人到底掌握国民收入多大比例的时候，“仇富”的情况会到达极端，贫富分化问题将严重影响社会运行，甚至是国家安全。

如果借鉴北宋的历史经验，仁宗盛治达到了北宋乃至于中国封建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顶峰，但也是由盛转衰的开始。仁宗盛治的结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当时，财富分配的大致比例是，北宋 6%的权贵和富人集团，占有全国土地的60%~70%，席卷了国民收入的一半。

事实证明，如果10%的富人阶层席卷国民收入超过50%的临界点，他们的势力将强大到足以阻挠任何改革的程度，制度性纠错机制将会失灵，国家的命运将处于兴盛和衰亡的拐点附近。仁宗盛治后，北宋经济开始停滞不前，随着富人集团更剧烈的财富兼并，在最后的20多年中，北宋的社会经济迅速走向崩溃。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制度之下，社会都是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即居于社会顶端的10%的精英，与位于底部的90%各阶层普通民众，只有这一结构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人试图实现完全平等的社会，但这一目标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即使短暂地出现，也不可能稳定地持续下去。

可以说，10%的富人占有50%的国民收人，乃是一个国家命运盛衰的临界点，它的重大意义不亚于“18亿亩耕地”的农业红线，任何一个政府对这一临界点都必须严防死守。突破这一底线，贪婪将异化为社会的癌细胞，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们疯狂掠夺其他细胞的资源，直至器官衰竭，生命停止。

因此，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和比例必须死守，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