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鲲鹏史录

编辑丨鲲鹏史录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挑战—回应”模式理论：文明的诞生或是说文明的强烈迸发，是因为人类社会对外界挑战的成功应战。

费正清在此基础上，建立以“西方冲击在前，中国回应在后”的为假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框架，开创了美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从西方影响出发的模式。

“冲击—回应”模式的前提是中国停滞不前，1839年西方冲击中国，中国为“自保”，走上了冲破旧秩序的道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费正清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融入一个自己的解释框架中。

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模式提出了批评。柯文认为要尝试突破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旧说，以“中国中心观”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自我革新，由于封建传统植根较久，未能像西方一样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猛烈且大规模的文明进步和革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受到西方冲击（或者是说武力冲击）才做出改变的“回应”。

如果“冲击—回应”模式的假设成立，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应该是在1840年《南京条约》后中国纳入世界体系后，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刺激萌生、发展的。如此，中国学者对“明中后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则是不成立的。

明中后，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劳动力富足并有一定的自由性，专业性市镇兴起，在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从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本质上是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