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毛主席的妻子贺子珍告别了凤凰山的窑洞，动身前往苏联。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不便，贺子珍不得不辗转多地，有时还需在中途暂时停留。一路辗转到西安时，因为局势紧张，她被迫滞留在当地。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警卫员前往西安，带去一个装满生活用品的小木箱。毛主席的意思很明确，他希望贺子珍能回到延安，回到他的身边。然而，贺子珍当时已经心意已决，不愿回头，并用白帕子写下一封诀别信，托警卫员转交给毛主席。这封信，也成为了两人夫妻缘分的最后一笔。

毛主席与贺子珍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率部转移到井冈山，与当地的两位早期革命领导人袁文才和王佐达成合作。而贺子珍在此之前，因战局的变化，已经被迫上了井冈山，成为当地第一位女党员。那时的贺子珍，年轻而充满朝气，和哥哥贺敏学一起，在井冈山上过着艰苦但充满希望的生活。当毛主席首次登上井冈山时，两人在人群中初次相见，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与贺子珍逐渐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两人在工作中密切合作，在情感上也愈发靠近。1928年春天，毛主席与贺子珍因共同整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的资料而更加亲密。贺敏学看在眼里，自然发现了两人之间的情愫。毛主席聪慧果敢，是贺敏学眼中理想的妹夫人选。为了促成这段姻缘，贺敏学甚至主动让出住所，为他们创造更多的相处机会。随着革命工作的推进，袁文才和王佐也察觉到两人的关系。对他们而言，毛主席一旦扎根井冈山，未来的事业必然不可限量。因此，在多方的撮合下，贺子珍成了毛主席的妻子。

结为夫妻后，贺子珍一直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毛主席，还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帮助他处理各种事务。1929年，局势急转直下，毛主席决定带领队伍离开井冈山。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跟随毛主席下山，继续担任他的生活助手和机要科科长。

1934年，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经历重重险阻后，他们终于到达金沙江边，眼看渡江后红军的困境将得到缓解，然而敌机的突然轰炸改变了一切。在盘县休整时，贺子珍冒着生命危险组织伤员隐蔽，却不幸被炸弹碎片击中。尽管抢救及时，但医疗条件有限，贺子珍体内的多块弹片无法取出，这成为她日后长期的病痛根源。

局势逐渐稳定后，贺子珍依旧坚持工作，但伤病反复发作令她倍感痛苦。她从不向外人诉说自己的疼痛，这种长期的忍耐和丈夫长期忙于革命工作的疏离，让她内心的压力不断积累。1937年1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访延安进行采访，这次来访成为夫妻矛盾的导火索。史沫特莱聪慧机敏，言谈举止大方，这让贺子珍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自卑感。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胜任毛主席妻子的角色，猜疑和疼痛使得夫妻间的争吵愈演愈烈。最终，贺子珍决定独自前往苏联治病并学习，这一决定让毛主席无奈却只能尊重。

在苏联的日子并不好过。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甚至一度被送入精神病院，过上了艰难的生活。尽管如此，她从未责怪过毛主席，因为她深知当时的局势逼迫，双方都别无选择。1939年，毛主席和贺子珍正式结束了婚姻关系。直到1947年，在王稼祥的帮助下，贺子珍才终于得以返回祖国。

回到故土的贺子珍，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曾试图与毛主席见面，但未能如愿。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两人终于见了一面，那时已是物是人非。此后，两人各自过着平静的生活，彼此之间的联系变得稀少。然而，毛主席始终惦记着贺子珍，关心她的生活。

1972年，贺子珍因病住进了301医院接受治疗。毛主席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人送去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贺子珍接过钱时，内心感动万分，却微笑着说：“钱你先替我收着，需要时再取吧。”即便生活拮据，她仍然不愿多用这笔钱。此后，毛主席的秘书多次前来看望她，希望她能接受这笔钱的帮助。但贺子珍总是婉言拒绝，坦言“暂时用不上”。直到她出院，8000元的生活补贴仅用了4000元，其余的4000元又被退回了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收到钱时，久久凝视着桌上的钞票，似乎在回忆起那段井冈山上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