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记载,东汉建安十七年(212),曹操亲率大军在潼关击溃马超、韩遂等关西联军后,班师回到邺城,旋即便被汉献帝赐予三项特权——
“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入朝参拜皇帝时,赞礼官可不称呼老曹姓名;入朝谒见时,老曹可以不用疾步快走;上殿议事时,老曹可以佩剑穿鞋。这种尊崇待遇,回望整个两汉三国时期,也只有萧何、董卓和曹操三人享受过。曹操之所以能得享如此尊荣,一方面是他亲自率军镇压了关西叛乱,确实劳苦功高;另一方面,他“挟天子令诸侯”把持朝政,汉献帝只是傀儡,有名无实,朝中大臣只知有丞相,不知有献帝,曹一呼百诺,谁敢不从?
建安十七年五月,曹操处死马腾及二子马铁、马休,灭其三族。同年七月,退守蓝田的马超残部,也被曹操麾下悍将夏侯渊荡平。 马超仅率少数漏网之鱼南逃汉中,依附张鲁;兵败后逃往金城的韩遂被部下刺死 。至此,关西叛军基本被肃清,其对中原的威胁亦被解除。经过短暂休整,当年十月,不甘寂寞的曹操又准备挥军南伐孙吴。
曹操胸怀壮志,长期在外征战,鞍马劳顿,的确是一代雄杰,但他只是扛着匡扶汉室的旗帜东征西讨,其内心并非真的为了恢复汉室,他还有一个小目标:建立自己的曹氏政权,一遂平生青云之志。
曹操准备南伐孙吴时,已经位极人臣,势焰熏天了。但在名位上,已经是名存实亡的东汉小朝廷之实际掌权者的他已无上升空间,再上就是献帝了。但他本人不好表示,只能暗示臣下劝进,而他的下属董昭,已经揣测到了他的意思。
董昭曾在曹操攻伐刘备、袁绍父子时积极为其献计献策,颇受曹操器重,后被曹举荐为朝堂高官。他对曹操感恩戴德,因此建议曹操按照古礼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度,实际上就是委婉地劝曹操登基称帝了。曹操虽心如撞鹿,但也有疑虑,碍于名节,且兹事体大,不好公开表态。董昭为了打消曹操的疑虑,从宏大叙事角度来劝说曹操做好接受更高名位之准备:
“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亦稍建立,以自番卫” 。
曹公您虽然具有崇高威德,又深谙法制策略,却不为子孙万代计而考虑奠定根基,这是没把事情做到底。奠定根基的基础在于土地和人民,应该把这两件事逐步建立起来,才能用以保护自己,您只有接受更高的名位,才能名正言顺地为天下苍生服务。
曹操在董昭的再三劝进下,采纳了其建议,并授意董在背后策划自己的晋爵之事。董昭暗中联络一帮拥护曹操的大臣,决定上表朝廷加封曹操为魏公。但曹操不是汉室宗亲,不姓刘,却要尊古法晋爵魏公,不知朝野会作何反应?董昭想到了荀彧。荀彧足智多谋,而且公认是曹操的心腹大臣,此时征求他的意见不仅明智,而且重要。
荀彧是曹操的重要谋士,随曹东征西讨,积极为曹献计献策,为曹操平定北方立下汗马功劳。曹操对荀彧很信任,也很倚重,曾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荀彧的长子,两人结为姻亲,使彼此的亲密关系再进一步。在曹操的举荐下,荀彧官至侍中、尚书令,执掌中枢数十年,位高权重。按理说,这样的人是绝不会反对自己的恩公晋爵魏王的。
令董昭意想不到的是,荀彧虽是曹操的首席谋臣,彼此关系 又异常亲近,却从骨子里就是个坚定拥护汉室、尊崇刘氏皇帝的人。
荀彧率先站出来反对曹操晋封魏王,荀彧认为曹操起兵的本意是为匡扶汉室,拯救黎庶,安定国家, 应不忘初心,保持谦让的高贵品格;而君子爱人,体现在品德的培养上,所以不应该晋爵魏王:
“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 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
荀彧毕竟是智能之士,并非鲁莽之辈,他先赠给曹操一顶高帽子,夸他兴起义兵是为了拯救汉室,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又对汉室怀有忠贞之心,肯定不会逼朝廷封他为魏王的。曹操被荀彧赠予冠冕堂皇的君子头衔给哽住了 ,自然不好公然表示反对,又担心朝野谘议汹汹,唯恐舆论不利于己,遂作罢,只是心里从此对荀彧埋下不满和恼恨之意。
等到曹操亲统大军南征孙权时,曹操上疏献帝请派尚书令荀彧亲赴谯县来慰劳军队。荀彧抵达谯县后,曹操就让他留营参谋军事,将他扣留在军中。之后,曹操大军大举南下,开赴至濡须口,与孙权对峙,荀彧因患病留在寿春。《资治通鉴》说荀彧滞留寿春期间“饮药而卒”,即服毒自尽。荀彧不仅智虑超群,且品德高尚,行为严谨端正,为人谦逊低调,喜欢为国推荐贤能之才,因此,他的死让当时的人为之扼腕叹息。
对于荀彧拥护汉室、尊崇刘氏皇帝,而又常把曹操比作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刘秀,把曹、袁决战的官渡战役比作刘、项楚汉争雄,似乎有些矛盾。难怪唐朝诗人杜牧都觉得此公有点迂腐、做作。但在东汉末期军阀混战 ,天下大乱,百姓灾难深重的时代背景下,假如没有削平群雄、安邦定国的才能,拯救黎庶苍生的宏大叙事就会沦为一句空话,在这样的情况下,荀彧不去追随、辅佐雄才大略的曹操,还能去为谁效力呢?
荀彧是帮助曹操削平北方的头号功臣,如果曹操登基称帝,他也能跟着飞黄腾达,获利最大,将会和萧何一样成为建魏首席功臣。但荀彧没有贪图这泼天富贵,而是牺牲自己换取名节,这决不是人之常情,因此,他表面忠于曹操,骨子里忠于汉室、汉帝的理念已根深蒂固。
荀彧仰药自尽后,曹操举兵十万在濡须口与孙权的七万水陆相持、鏖战,良久无法取得进展,不仅后勤补给困难,还被吴将甘宁偷袭军营折损了千余将士,遂于建安十八年(213)四月率军北返回到邺都。曹操班师北归后,董昭率群臣再次上书献帝要求晋封曹操为魏公,迫于巨大压力,献帝于五月初十下诏宣布敕封曹操为魏公。
曹操晋爵魏公后,可以随意在自己的封国设置文武百官,其勃勃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此后,曹操可以名正言顺地选贤任能充当其封国之官职,拥有了唯自己马首是瞻的死忠党羽。
可叹当年荀彧建议曹操奉迎汉献帝刘协定都许昌,本意是秉持拥戴正主以顺从朝野民意,扶持大义来聚拢、招纳天下英雄才俊,意图匡扶汉室,振兴朝纲,却被早有取代之心的曹操打着“奉天下以令不臣” 的旗号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实。不知荀彧在天之灵作何感想?恐怕也会感叹自己遇人不淑、识人不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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