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邱睦

通讯员郑雅曼

实习生李筱玥

“我马上就要开学啦！”“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我考得还不错。”

“最近和孩子生活上都还好吧？”“挺好的，感谢遇见了你！”

近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西马人民法庭副庭长刘翔又拿起手机，通过微信关心陈丽（化名）母女二人的近况。就在不久前，陈丽正式“转正”成为12岁杨文文（化名）的“妈妈”。

夏日炎炎、蝉鸣声声，看着杨文文发来的一条条信息，刘翔心里感到很欣慰。

“杨文文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大，看到她有家庭守护，有家人照顾，我很欣也很安心。”刘翔说道。

还剩半份饭，我想留给妈妈吃

“我想要申请取得孩子的监护权。”

2024年1月的一天，年近除夕，街上张灯结彩，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西马人民法庭副庭长刘翔像往常一样，安排开庭、分析案情、书写判决……就在这天中午，她接待了两位“与众不同”的当事人——陈丽带着12岁的杨文文找到刘翔，希望能够通过申请得到杨文文的监护权。

听到陈丽的诉求，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伤害，刘翔连忙将自己还未打开的午饭递给杨文文，将其带到一边后，单独与陈丽进行沟通。

原来，陈丽并非杨文文的亲生母亲。12年前，杨文文的父亲在她出生不久后意外身亡，更不幸的是，她的母亲下落不明，祖父母也已去世多年。杨文文的父亲在临终前将她托付给了好友陈丽。从那时起，陈丽开始照顾杨文文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十余载里，二人相依为命。

在陈丽的讲述中，刘翔了解到，杨文文的父亲与陈丽当初的口头委托，并不能确定陈丽成为杨文文的法定监护人。随着杨文文年纪渐长，其在入学、就医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困难。无奈之下，陈丽决定求助法院，申请成为杨文文的法定监护人。

了解完情况，二人走向陈文文，却看见饭盒中的饭菜“刚好”还剩下半份。

“这份饭菜很好吃，我还留了一半给妈妈。”杨文文告诉二人。

刘翔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文文说的这句话。”

联系多方了解案情，同父异母哥哥避而不见

立案后，刘翔按照法律程序，立即向江岸区民政局去函以了解情况、征询意见。区民政局对陈丽所述情况表示属实，但告知其杨文文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杨云（化名）。在前期沟通中，区民政局多次尝试与杨云联系。“杨云从一开始的不明确表态，到后来的不接电话，导致了杨文文的监护权问题未能解决。”刘翔说。

根据民法典有关指定监护权的相关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由此，陈丽若想成为杨文文的监护人，其顺序在杨云之后，存在无法成为杨文文法定监护人的可能。

“我跟杨云从来都没见过面，他如果不同意，可怎么办？”陈丽急得直落泪。

“别急，相信法院！”刘翔简短而笃定的话语，给焦急的陈丽吃了一颗“定心丸”。

接下来的几天，刘翔奔波在派出所、社区及民政部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经过多方查找联络，打通了杨云的电话。

“我不清楚杨文文的生活情况，也还没有结婚，我的工作也不稳定，根本没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你们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未等刘翔说清情况，杨云就“嘟”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拒绝沟通。而后，刘翔再通过电话、邮件联系，均“石沉大海”。

她是我“妈妈”，我只想和她一起生活

就在刘翔一筹莫展之时，杨文文主动联系上了刘翔，向其吐露自己的心声：“她是我妈妈，从小照顾我接送我上学，对我很好，其他亲戚我都不熟，我只想和她一起生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参考以下因素：（一）与被监护人生活、情感联系的密切程度；（二）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顺序；（三）是否有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违法犯罪等情形；（四）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能力、意愿、品行等。”

经过充分调查，刘翔对陈丽与杨文文相处的实际情况也逐渐清楚。在查阅相关资料、提交法官联席会议讨论后，刘翔认为，杨云对杨文文的抚养权问题始终保持回避及拒绝的态度，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具有监护杨文文的条件、能力以及意愿。

同时，杨文文自出生后不久即与陈丽共同生活，由陈丽抚养，其间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以母女相称，现陈丽要求担任杨文文的监护人，既符合杨文文的真实意愿，亦可使杨文文脱离无法定监护人的不稳定状态，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

最终，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情感及生活需求的角度出发，结合监护能力、监护意愿等限定条件，刘翔依法调整监护顺序，指定有监护意愿的陈丽作为杨文文的法定监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