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全无大案要案等扣人心弦的耸动情节，只有‘偷萝卜偷玉米偷腊肉’之类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甚至还有‘偷鸡饲料’等离奇情节及背后苦涩无奈的曲折故事，却能由此看出乡村世界基层治理的独特面貌，进而成全小人物们平凡中的不凡和渺小里的伟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徐刚如是点评获奖中篇小说《月光紧追不舍》同名小说集。

写下这部小说并获得骏马奖的，是石门作家刘少一。从发表处女作，到获得骏马奖，他只用了11年时间。

“如果小说是这个样子，那我也能写”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新晋获奖者刘少一，20多岁的时候在石门县罗坪乡和朋友开过肉铺。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没杀过猪，也杀不了，只是卖肉的里手。

这个卖肉的里手，在和朋友合伙杀猪卖肉之前，还当过民办老师，开过餐馆，贩卖过农副产品，经营过旅店，他除了能说会道还能写。终于，因为能写，他先是被招到乡广播站当广播员，接着被招进石门县公安局当宣传专干。

2011年，48岁的刘少一觉得他的宣传工作已经触到天花板了，公安宣传方面的奖项都拿完了。

“人的年纪慢慢大起来后，得留下点属于自己精神层面、属于自己灵魂的东西。”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2011年的国庆长假及前后两个周末，他一头扎进了办公室，那10几天，他几乎是一口气就写出了3篇中篇小说，其中包括他后来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凌晨脱逃》。

“之所以萌生写小说的念头，是因为我一直都在看文学刊物，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脉络是比较清楚的，我一直有个文学梦。在我们这个小县城，有两个写小说朋友，一个叫孙开国，比我还小一点点，我写小说的时候，他已经写了一二十年；还有个我当时的同事，唐汇驰，他现在已经是副县长了，他当时也写小说。看了他们的小说以及文学刊物上的小说，我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觉得如果小说是这个样子，那我也能写。”

8月22日的采访中，刘少一很坦诚地回顾了他的写作之路。他还很坦诚地告诉记者为什么会选择中篇小说作为突破口，为什么一开始投稿就瞄准了《当代》等国家级文学大刊：“当时我年纪比较大了，我就觉得写短篇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体量要大一点，但是长篇我又还驾驭不了，那么就从中篇开始。中篇写好后，我觉得投市级刊物、省级刊物，短时间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当时是无知者无畏，就把这三篇小说往《人民文学》《当代》《花城》等大刊的邮箱投。”

一心想要搞出点“名堂”出来的刘少一，他的“野心”在近一年半后得以实现，他的处女作《凌晨脱逃》发表在《当代》杂志2013年第二期上，发表后又被《中篇小说选刊》等10余家选刊转载。这篇小说的署名，他把自己的姓拿走了，只剩下名，“少一”。

“这名字，本身就自带宿命，除了文学垂青于我，其他的机遇总是少了那么一点点。仅此而已，另无他意。当时也想不出更好的笔名，去姓氏取用。”

少一一炮而红。

“作为警营中人，我有责任和义务触摸他们的灵魂深处”

因为做过数十年的公安宣传工作，少一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警察。不过，他很少把他笔下的警察形象塑造得高大，更不用说全了。他的这一特点，从他的处女作《凌晨脱逃》就已经有了。

《凌晨脱逃》中，所长麻凡、副所长孙九名带队凌晨去抓捕逃犯“闪腿”，不但没抓到，向导卓主任还被蛇咬了，差点没救过来。

中篇小说集《月光紧追不舍》中的15篇小说，绝大多数延续了《凌晨脱逃》的“优秀”传统——那些警察都是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或者缺点的，即使《突如其来的中午》中单枪匹马抓了抢劫犯的女警那珍，她其实是个胆小的内勤，之前从没出过外勤，她之所以有机会冲上去抓劫匪，是因为她害怕一个人留在警车里看守另一个被捕戴上手铐的劫匪。她以为自己会追不上逃跑的劫匪，这样她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警车里，但，没想到那个光头劫匪很不争气，居然被她追上了，在市民的协助下，她很意外地把光头给抓住了。

《不让子弹飞》中，替“我”挡枪的强局长确实英勇，但歹徒之所以有机会开枪，却是因为强局长布控不当，给了歹徒机会。

至于其他，无论是扎根山区派出所染上寒湿病的所长谈何易，接到报警不得不独自驾车冒险“破案”的年轻民警小关，或被森林公安临时聘用的治安巡山员“花脸”、退休后仍奔走于山路协助民警调解村民矛盾纠纷的老伯、为抓铺盗窃嫌疑人而不幸牺牲的“疤”所长，还是在情与理和情与法的矛盾纠结中守住正义、艰难抉择的文职警察吴远届等等，他们的形象并不高大，他们处理的事情大多数可以说是鸡毛蒜皮，甚至，他们连大的悲喜都没有，就是这么一群很普通的基层民警，少一虽然没赋予他们高大威武的形象，但让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作为警营中人，我有责任和义务触摸他们的灵魂深处，歌吟他们的生命万象，把生活中警察的庸常遭际和真实状貌告诉给读者。”创作谈中，少一如是说。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工作了数十年的公安宣传专干，少一深谙宣传之道，他笔下的警察越是平凡、普通，他们的喜怒哀乐就越能获得更多共鸣，他们关键时刻做出的抉择就越是让人觉得他们的不平凡。

值得一提的是，就像少一并未刻意把警察的形象往高大方向去塑造，作为一位土家族作家，长年生活中土家族与汉族混居的武陵山区，他也并不刻意描绘那些所谓具有“民族特色”的事物，不搞那种资料照搬式的民族知识堆砌和风俗介绍，而是把握主人公内在的、独特的精神气韵和贯穿于现实生活的民族传承，从而实现民族生活的表现与人物形象塑造的有机融合，使民族文化叙事、地方性叙事和警察叙事巧妙地融为一体。

少一看起来长相憨厚，文字朴实，好像不大会玩花样，但小说中不时会有一些让人惊艳的意趣恰到好处地出现。如中篇《月光紧追不舍》中，“我”查清了“萝卜案”是谁犯的后去杨婶家吃饭，路上看到月华如水，深蓝色的天幕上有星星闪烁。他安排了主人公和星月来了段互动——

我问星星：“我这么敲打一下金老板可以吗？”

星星眨巴着眼睛同意了。

我再问月亮：“我今天这么破案可以吗？”

月光对我点点头，表示认可。

寥寥几句，一桩鸡毛蒜皮的偷盗案突然平添了几分俏皮的诗意。

对话|“我们的文学作品，它应该是夜空中的那颗星星、那轮月亮”

潇湘晨报：《月光紧追不舍》以及同名小说集中的其他短篇，所讲述的故事，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您似乎特别喜欢琢磨这些小事？

少一：这个我可以好好回答你一下。这涉及到大众普遍的对警察的认知，也可以说是大众对我们警察的期待——大众眼里普遍的警察人设、警察故事以及所办案子本身就自带戏剧冲突，所以我们很多影视作品，都把我们警察塑造得那么高大全，并且通过大的场景或者悬疑案件去放大警察的形象。我觉得这是与现实不大吻合的人设。

现实是，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公安工作所面临的任务和职能也在发生着转变，更多的是向服务性转化。我是警营中人，我还不知道警察成天在干些什么吗？当然，案子要破，这是我们公安整治违法犯罪的一个非常的大的利器和手段，这是必须的。但我们大部分警察，平时做的最多的工作还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服务经济发展，服务社会的进步，服务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作为一个在场者也是知情者，我就应该把我所知道的认知信息通过我自己的文学作品传达给读者。

作家要塑造人物形象，在写警察人物时，首先，我给他的定位，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普通人能够碰到的生活中的烟火气息、酸甜苦辣，他同样会遇到。在这个基础上，我再把警察这个工作赋予他的职能、赋予他的认知等融合进去，我曾经在小说中好像写过这样的句子：当犯罪分子把刀捅进我们警察身体的时候，他流出来的，和普通人一样，还是血，不会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所不同，无非就是他面对生死的时候，别人可以回避，他不能回避，他多了一份神圣的职责。

潇湘晨报：但您肯定不是为了展示他们的普通而写他们的普通。

少一：我们警察天天在和违法犯罪作斗争，在跟老百姓打交道。我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小事、我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小人物”，我希望我们警察用自己的“小”和老百姓走得更近，让老百姓对警察有一个更深刻、更人性的认知，所以我要在作品中写警察是普通人的同时，写出他的不同凡响。

潇湘晨报：您没有把您的题材处理成大众习惯的公安文学或者悬疑推理这种类型小说。我想知道，您是怎样看待公安文学、怎样看待悬疑推理这种类型小说？

少一：从公安局的题材来说，一个写作者如果对自己没有更高要求，他是很容易走类型小说的捷径，写成悬疑小说取悦读者。这是从作者的立场去说的。从读者的立场来看，大多数也是希望看到悬疑的、带劲的故事，这是一个趋向。但我个人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公安作家，把公安文学的创作当作一种追求，想向更高一个层面走——当然，我不是说类型小说不好，我看到很多写悬疑的网络作家，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很多阅读量，他们自己也收获了很大的财富，无非就是他们的故事讲得好。但我觉得真正有追求的作家，应该在借鉴类型小说作家的方法，把故事讲好的同时，还要往上走一点。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太喜欢仅仅停留在讲故事本身，我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走进人民警察的内心深处，能够探索警察的人性幽微，让公安文学作品能够在中国文学这个大花园中开得更鲜艳一点。

潇湘晨报：您的文学使命感是怎么来的？

少一：文学说到底，讲究原创性，讲究创新，如果说不断地重复，就不能进步。我们的写作，当年写到一定程度，就有一个高标摆在那。作为一个有追求、有野心的写作者他必须具备这种品质，既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具体到我个人，我的处女作发在了《当代》，一下子就把我放到了一个高处。高处不胜寒，我就觉得不写好、写得太烂了就对不住自己。人呐，很多时候都是这么逼着自己干的。

潇湘晨报：您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诗意的表述。您平常也写诗吗？

少一：我认为小说的要素中，语言是第一位的，小说最难过的就是语言关。同时，我认为一个作家有两个东西是后天训练很难提高的，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想象力。语言和想象力很大程度上是老天爷给你赏饭吃。其他，故事怎么编，情节怎么安排，细节怎么布置等，这些技术性的东西后期是可以训练所得的。唯独语言和想象力，后天训练也不是说没有收获，收获很有限。

写作者要非常讲究自己的语言。我对语言的认识有两个标准。一是语言必须准确，这是基本标准，我追求语言的标准是，一个词汇，必须追求它的唯一性，它有同义词、近义词，但这个词它是最准确的，有这个意识，准确性这点就过关了。其次，我觉得语言要灵动，灵动是包罗万象的。我语言的天赋不足，想象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向生活学语言，向书本学语言。

我写小说，写散文，甚至剧本我也尝试过过，但就真没写过诗，写不来。我对自己的语言一直是不满意的，始终在锤炼自己的语言。如果说我能够在自己的语言里找得出两个优点，一个是还比较干净，不拖泥带水。不拖泥带水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准确性，基本上，你要改动一个字也还不容易，包括顺序的调整也不容易。第二个，我的语言还有一种来自生活中的小小的幽默，还俏皮。我经常有意识的是，生活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能不能够用不常规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是我的追求。

潇湘晨报：有些作家喜欢挖掘人性之恶，有些作家喜欢表现人性之美。在您的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人性之美，即使所写的都是些平凡小事，但折射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性的伟大却让人印象深刻。今后的创作中，您会一直这么“美”下去，还是也可能会向“恶”或“丑”的方向转换一下？

少一：我们现实生活中，真善美和假丑恶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人的普遍的价值，是追求真善美。我们做公安工作，看到的假丑恶、灵魂肮脏的那些，比别人更多、更深刻，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文学作品，它应该是夜空中的那颗星星、那轮月亮，应该是夜行人前路上的一点微光，它的终极价值是引领我们向往美好的生活，向往光明。所以我们不能无限放大假丑恶，我们应该放大真善美。当然，我们不排除揭露假丑恶。就像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它们接力了当时社会的丑与恶是不错，但它们最终向往的是光明。

我在创作的时候，非常警惕我看到的那些阴暗的东西，我不认为它是生活的主流，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正常逻辑。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