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作者：刘小川
在上一节，我们讲述了鲁迅青少年时期的人生轨迹，感受到了家庭变故、时代背景对鲁迅思想的影响。这一节，就让我们看看鲁迅是如何带着他的思考，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的。
彷徨的救国路
从日本回到绍兴后，鲁迅经历了一段彷徨期。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这场立志砸烂旧社会的革命，让鲁迅心潮澎湃，他集合学生们组成了一支“武装演说队”，手持钢刀，走上街头宣传革命。当时有人问他：“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正颜厉色地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是作什么用的？”
那时鲁迅的心是火热的，可他很快发现，这场革命表面上虽然是新的，但骨子里依然是旧的。绍兴府虽然改成了军政府，可进进出出的还是那些人。旧乡绅、旧军阀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新政府的要员，一切如故。于是鲁迅提笔就骂，与当时有权有势者公然站到了对立面。绍兴城一度盛传，那些当权者要派人杀掉鲁迅。
好在不久后，一纸任书，将鲁迅调去了北京。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挚友许寿裳的推荐下，鲁迅也到南京政府的教育部任职，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
同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上，住在宣武门外一条僻静的胡同。8月，他升为教育部的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是个高级干部了，不仅月薪丰厚，权力也很大。于是，找他的人多起来，每日排着队，到他的办公室或会馆小屋。如果他愿意在官场中谋个前程、搭建利益网络的话，其中有很多机会。可鲁迅从不关心这些，他的关注的，乃是时代之所向。
那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鲁迅对这个社会失望透顶，他假装不再关心时事，埋首碑刻之中。但他真的毫不关心吗？并不是，鲁迅的思想仍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高速运转着。他在等待一个爆发的契机。
战士鲁迅，横空出场
1918年的春天，这个契机来了。在电视剧《觉醒年代》里，鲁迅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出场的。那一天，老朋友钱玄同来访，带来了一本《新青年》杂志，想请鲁迅写一点文章。
但是鲁迅却说了一段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这些年，鲁迅办杂志、启民智、兴思想，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救国，但全都失败了。回国后目睹的种种现状，加剧了他对当时社会的失望。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已经烂透了，即便大声呼号，喊醒了少部分的人，也无济于事，只能徒增清醒者的痛苦，就像鲁迅的痛苦一样。但钱玄同表达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希望”二字出口，给了鲁迅莫大的触动，他抽了几支烟，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这一年的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如一声惊雷，惊乍起民国文坛的一潭死水。这是漫长的封建礼教史上的第一声惊雷，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块奠基石。《狂人日记》的主题只有四个字——礼教吃人，鲁迅以此亮出彻底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战士鲁迅，如此登场。
《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狂人”，狂人觉得人们瞧自己的眼光都怪怪的，还交头接耳地议论自己，似乎在密谋一件事情。他想起去年城里杀了犯人时，痨病患者用馒头蘸着人血吃，想起革命者徐锡麟被炒食心肝。他越想越怕，他发现不仅现在的社会在吃人，古代也有“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恐怖故事。他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他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借《狂人日记》，控诉四千年的封建礼教，表面上仁义道德，实际上却吃人无数。从此，鲁迅一发不可收拾。六年的沉默、沉积，来了个大爆发。《药》《祝福》《孔乙己》《铸剑》《在酒楼上》《阿Q正传》《黄花节的杂感》《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等，喷薄而出。
鲁迅笔耕不辍，用一篇又一篇的作品，猛烈进攻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文化，他用那根如匕首一样的短笔，一直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旷代文章数“阿Q”
在鲁迅的小说写作史上，《阿Q正传》是一篇很特殊的存在。它篇幅最长、场面最大、人物最多，最为关键的是，它对国民性的刻画，放到今天，依旧经久不衰。可以说，这是一部写到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小说。
一方面，阿Q自轻自贱又自傲，面对不公正的现状，他总能找出种种“理由”来安慰自己，一句“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就能让他无视羞辱，以“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另一方面，阿Q又欺软怕硬。面对不公，他想到的不是反抗，而是欺负比自己更弱的弱者，以此寻求补偿。
鲁迅笔下的阿Q，无名、无姓、无籍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三无产品。但这样的阿Q，中国又代代皆有。那个Q的形象，就像一个拖着辫子的大脑袋，而国民的那种劣根性，也如同这条辫子一样，或许在国民的头上，或许在国民的心里，怎么甩也甩不掉。
阿Q这个形象的创造，和鲁迅长期对中国“国民性”的探索有明显的关系。他曾在《阿Q正传》俄文译本的序中说，他创作这部小说，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要描绘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毫无无疑，《阿Q正传》很成功，郭沫若说：“旷代文章数阿Q。”茅盾说：“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很遗憾地发现，阿Q还在，虽然他已经不戴毡帽，不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但那些欺软怕硬、盲目自大、自卑自傲、自欺欺人、投机算计、油滑轻佻、娱乐至死的……仍是阿Q。它是我们人性中的阴暗面。但庆幸的是，仍有这么一部小说，时时警醒着我们，警惕心中的辫子，警惕人性中的阴暗。
文学战斗之路
而在此时此刻，鲁迅已经完成了自身的蜕变。他不再是那个满心悲苦的小公务员了，而是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沿着自己当初“弃医从文”的人生理想，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他把病态社会中的病态人生无情地揭露出来，他把中国国民性犀利地指摘出来，他让人们感到警醒，感到担忧，感到必须起来疗救的急迫。而这，正是鲁迅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价值。他的大声疾呼，喊醒了更多熟睡的人们，他们正积蓄着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那座“铁屋”的桎梏。
而这，也让鲁迅的作品，闪现出无穷的魅力。1927年时，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来到中国作研究，看到了鲁迅的作品，对他十分佩服，也因此想给鲁迅提名诺贝尔奖。斯文·赫定与北大教授刘半农熟识，请刘半农找鲁迅征求意见。但鲁迅立刻回信拒绝了，在他看来，世界上有许多比他好的作家，尚且没有得到这个奖，自己自然也不配拿这个奖，倘若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靠着“中国”和黄皮肤得到优待，那反而会助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结果将会很坏。
就这样，鲁迅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战斗之路。后期的鲁迅，转向杂文写作，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如匕首、如投枪，成为他战斗的利器。他以杂文这种文体，持续深入地介入社会、政治、文化、人心，对社会进行尖锐的批判性关怀，这使他的杂文成为鲜明的“战斗文学”。
看到鲁迅针砭时弊的杂文，日本女作家柳原白莲问他：“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鲁迅正色道：“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正因为热爱，他才要大声疾呼，唤醒沉睡着的人们，监督腐败堕落的当局。
晚年的鲁迅，更是直接投身到政治斗争当中，带头发起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他以杂文为武器，投身于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之中。在此期间，鲁迅还结识了瞿秋白，并与这位中共领袖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鲁迅深受疾病的困扰，他的文章也因为审查制度的严苛，时常无法发表。但他依然像个战士一般，高挺着脊梁，随时做着战斗的准备。
当时考虑到他的病情，周围人提议他到苏联去治病。他说：“我五十多岁了，人总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那么危险。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儿还要斗争……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就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
就这样，他笔耕不辍，一直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享年56岁。在他的名字后面，人们加上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所有的这些，都比不上鲁迅先生遗体上覆盖着三个大字——民族魂。
一代伟人就此陨落，中国的文坛上降下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但好在，他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
作者刘小川说，鲁迅先生永在当下。他的精神伴着他的作品，永远地活在了我们心中。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文化符号，是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导师。无论是走向他的人，还是背离他的人，甚至诋毁他的人、“解构”他的人，都在他的光照之下。他对坚实个体的渴望，他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在今天，依旧意义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