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二·九”学运的主要领导人，他曾作为向导和随行翻译协助埃德加·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采访工作，他也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半官方外交领导者之一，他曾被任命为与基辛格进行秘密会谈的三人团队中的一员。与新中国的外交历史中的许多标志性事件都与他息息相关。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特有的政治品格和人格魅力。

他就是黄华，深得周恩来总理的青睐的外交才子。

黄华于1913年生于河北磁县。在父母的督促下，十九岁那年，黄华考入了燕京大学。吴雷川是燕京大学的院长，学院里充满了浓郁的学术气息，也充满了自由和开放的气氛。

黄华读书时，曾看过不少先进的书刊，如鲁迅的著作，李达的《唯物辩证法》以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他经常与一些爱国的、进步的朋友们共同探讨的，使他对那时的中国及世界局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33年1月，日本大举入侵中国，民众反日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燕京大学的先进青年组织了全国反日拯救大会，黄华也是活跃分子之一。参加抗战救国运动后，黄华从精神到行动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不但刻苦攻读积极地接受先进的教育，还参加过抗日团体“刻苦团”等各种形式的军训。

“刻苦团”提倡的是刻苦训练，黄华每天早上都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他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大衣，在学校里吃着廉价的食物，睡在寒冷的阁楼宿舍，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战信念，并为以后的战斗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1935年7月，《何梅协定》中日本不合理的条件，引发了民族救国的愤怒浪潮。由北平支部主办，燕京大学、女一、汇文三校共同组成北平市学联，并选举郭明秋为会长，姚依林为书记，孙敬文为总干事，黄华为总干事。

北平有六七千多位大中学生，由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发起。12月9日上午，黄华与燕大同学按照预定的行程，由西城出发，向西直门进发，沿途响起了“推翻日本”、“反抗华北自治”等标语，直冲云霄。

示威活动在西直门被当地警方拦下，无法入城。黄华等人后来在《一二·九特刊》中撰文指出：“此一请愿，并非结束，而是国民自由之开端。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不过，这颗小小的火星，却可以在整个国家的人民中引起一场革命的火焰。”

“一二·九”是促进中国青年觉醒的一个重要事件，毛泽东曾经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论：“一二·九是发动全国抗日的一次大行动。抗日的理念，抗日的民心，抗日的干部，都已经预备好了。”黄华正是这种类型的干部。

1936年6月，黄华准备毕业考试时，从报上得知中央红军已抵达陕北，便起了前往陕北加入红军的念头。就在这时，埃德加·斯诺要到陕北苏维埃根据地进行一次访问，他想让黄华做他的翻译，黄华立刻就答应了，他当即决定放弃参加毕业考试跟着斯诺一起前往陕北。在抵达陕北的保安县之后，斯诺对毛泽东等党内领袖及人民群众进行了访问，并对。黄华就把这些采访内容翻译成中文。

斯诺将其编纂成册，取名《红星照耀中国》，并以纪实性的《西行漫记》作为标题，以躲避国民党当局的审查。黄华陪斯诺在陕甘宁苏区进行了数月的访问，亲身聆听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和士兵对讲述他们在长征中的英勇。

黄华被共产党领袖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军人坚忍不拔的毅力与顽强的革命理想深深地打动了他。这也坚定了他在中国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走下去的决心。

西安事件发生后，黄华跟随红军来到了延安，并开始了他的共青团工作。黄华于1938年赴武汉参加“全国少年反日运动”活动，并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培养赴陕北、华北一线抗战的青年。

延安来的年轻人很多，很多都是因为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才去陕北的。数千名青年学员投身革命，投身于抗战第一线，是一股既有学识又有文化的生力军。

1944年6月，美国向延安派出了一个驻延安的观察小组，这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注。为了迎接这个观察团，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了一个由杨尚昆主持的军事委员会外事工作小组，由柯柏年，黄华等组成，其中外事组由马海德负责，对外事务组由黄华负责。这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开始也是黄华个人从事外交工作的起点。

抗日战争打赢以后，1946年 1月，国、共、美三方代表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停执行部，黄华在其中担任了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当时他的主要职责是与国民党和美国的新闻官员保持联络，向北平的中外记者传达新闻，宣扬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形势的观点和立场，并将美国支持国民党当局大批调往华北和东北发动内战的种种企图暴露出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黄华积极投入到外事工作之中，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50年代早期，黄华曾随周恩来出席过两个划时代的国际大会：日内瓦大会、万隆大会，这两个重要的国际大会。黄华担任会议的主要负责人，积极与世界各地的媒体交流，为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做出了贡献。

黄华主任的新闻组在日内瓦召开了20余场新闻发布会，接受了400余人次的采访，发布了将近40份公报、发言人讲话和相关材料，对代表团开展的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搞外交也会有牺牲，万隆会议被美国、蒋介石等人所阻碍、所破坏。在这次会谈之前，中国、越南两国代表团的代表，还有十几位外国新闻工作者，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发生了恐怖袭击后，除了少数工作人员以外，其他所有人都死了。有了这一次的经验，黄华变得更加谨慎，遇事从多方考虑，凡事经过集体讨论而行。

1971年7月，由周恩来亲自率领的三人小组，其中黄华参与了中美外交关系的开启，并亲自接见了美国的国务秘书基辛格。此后，黄华出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与加方进行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他也积极协助我国对美研究的力度，通过民间途径开展对美各界人士的联络工作。

1976年，黄华奉命回到祖国，出任外交部部长一职。在担任外长的过程中，黄华严格遵守了国家的外交制度，时刻谨记周总理的话，所有的政策性和对外表态的口径，，他都要看一遍，确保不会出现失误。

他还大胆创新，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外事礼仪工作的变革，将接待场所由北京市郊的天安门，做到了以礼相待、节俭易行的原则。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新中国外交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大事，都是通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交涉才得以取得的，与黄华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十年特殊时期开始的时候，黄华正担任驻埃及大使，大使馆里的一些人被国内一些不良风气所感染，一些年轻人已经蠢蠢欲动，但黄华始终保持着冷静，巧妙地安抚着他们。黄华建议他们用自己的工作来表达自己的激情，然后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带到一线施工队伍，将留馆同志的情绪引向积极实际的方面。

1967年，许多中国驻华使节团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批评，甚至在埃及大使馆的战斗队也想要将黄华带回国，但是周恩来坚决反对。周恩来说，起码要留下一个驻中国的使节，不然有些重大的谈判、重大的外交场合，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

当时周恩来有意保留黄华作为对外的窗口，就这样，黄华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度过了两年的正常岁月。

1969年，黄华奉调回国，被派往湖北钟祥一所干部学校进行劳动锻炼。在农庄里，黄华种过棉花花生，插过秧苗，搬运过红砖，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周遭的变迁，将下乡作为了解家乡状况和基层社会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1972年，黄华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写信给反殖特委会主席萨利姆，说：“大家都知道，香港和澳门，都是由过去的列强签订的一套不公平的协议造成的。香港、澳门是被英国与葡萄牙统治的中国的一部份，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处理是中国的主权，与一般意义上的“殖民”无关，因而不应该包括在《公约》所规定的殖民区域清单上。”

特别委员会呈交联合国大会，提议将香港与澳门从殖民名录上剔除，最后以九十九比五的多数投票表决，使香港、澳门第一次摆脱了殖民统治，为将来的回归扫除了一道屏障。

1985年，在人大会议召开的时候，香港新闻工作者抓住这个机会，利用香港社会和中国高级官员在两会上会面的机会，访问了黄华，讨论中英香港问题，其中，关于驻军问题，黄华并未发言。

因此，人大副委员长耿飚被香港媒体包围，向他提问有关的问题。在被问及香港会不会在回归后是否驻军时，耿飚说：“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耿飚的答复虽比较模糊，但香港媒体的刻意报导，迅速变成“不必驻军”。而在此以前，中央对于香港回归后是否需要驻军这一议题持有非常明确和坚定的立场，即驻军是绝对必要的。

邓小平同志与香港各阶层的代表会面时，许家屯告诉他，某副委员长曾经对香港媒体表示，“不必驻军”。邓小平同志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火了，负责香港谈判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表示，黄华也有同样的看法。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称这都是胡说八道。

香港的媒体们趁机在报纸上、电视上大肆渲染，弄的沸沸扬扬。当晚，黄华致电邓小平，说：“麻烦你转报小平同志，我用党票保证，我从来没有对香港的新闻工作者讲不驻军的话，还望小平同志予以确认。”

邓小平查明情况后，他严肃地告诉香港的“船王”包玉刚，黄华并没有提到香港移交以后不派军队，并表示：“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包玉刚把邓小平的意思告诉黄华。事后，邓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了同样的说明。

到了老年，黄华不顾自己的老迈的身体，仍然致力于促进与外国友好有关的工作，以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退休以后，他的日子很平静，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

2010年，黄华，这位颇有才华的外交官在北京去世。中共中央为其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并将其骨灰埋于八宝山公墓。

黄华的一生是充满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的。在他长达70多年的革命历程中，他始终秉持爱国和进步的精神，实事求是，不断开拓创新，始终坚持坚定的立场。他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