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以兴义府城安龙为中心，北面普坪，东面阿伦，南面坡脚，西面马鞭田，都是历史上重要的驿道节点。北面普坪和府城之间，还有一个关键和重要的点，就是钱相。说其重要，是因为钱相是一个分叉口，往西北经普坪、鲁沟到兴仁，即历史上的通省大道。往东北是笃山，翻过龙头大山可至贞丰，是通往省城的另一条道路。钱相历史悠久，张锳《兴义府志》记载为“大钱相”“小钱相”，属于明朝廷“安隆所”管理范围的第一圈安仁里，居民以“调北填南”迁徙而来屯兵屯田的汉人为主。钱相也有一座四棱碑，青石质，方柱形，四角攒尖宝顶碑帽，高2米余。碑体宽0.6米。碑文四面阴刻，共计43行，满行54字。该碑最大的特色，是两个落款时间，一为道光十年（1830）五月十日，一为道光十年（1830）六月二十九，意欲何为呢？

碑正面额部竖题“王谕”，二字左右上部，镌刻七言，云：

罄孝弟以重人伦，明礼让以厚风俗；

笃宗族以昭雍睦，务本业以定民志；

和乡党以息争讼，训子弟以禁非为；

重农桑以足衣食，息诬告以全善良；

尚节俭以惜财用，诫匿逃以免株连；

隆学校以端士习，完钱粮以省催科；

黜异端以崇正学，联保甲以弭盗贼；

讲法律以儆愚顽，解仇忿以重身命。

这个“王谕”就是“圣谕”，出自康熙皇帝《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出版《圣谕广训》加以推广，是训谕世人守法和坚守德行的重要典籍，也是清代试院考试内容之一。高举“王谕”训世者，为“兴义府正堂，加五级，记录十次，徐”，即兴义知府徐玉章，字厚之，号南坨，浙江湖州归安县人。嘉庆五年（1800）大挑来黔，曾任安平（今平坝县）知县、仁怀直隶同知，累迁兴义知府，后任大定（今大方）知府。主要政绩有设卡打击“贩卖人口”，“治（理）尚严”，擒普安苗蛮头目，以及协调解决“郡民贫多富少”“粮饷无著”等问题。碑文给出了立碑原因：“本府（徐玉章）新莅兹郡，择郡属所道行者，以教导民众”。这里的民众，既指钱相地区历史上屯兵屯田汉人的后代，也指世居在此的“苗民”，即少数民族。碑文中既有褒扬“本郡苗民朴实务农，尤为勤俭”，也有训谕“士农工商，不务本业”等语。这部分碑文总共六条，能辨识的如“本府嫉恶如仇”，民众不得“以众压寡，以强欺弱”，不得利用“钱酒肉顾（雇）人，（使）之倾家破产”，以及官府“严办窝窃各案”等，落款时间是道光十年（1830）五月十日。

碑文的第二部分是村寨自决的“农议禁条”。如“寨内人（若）粮赋抗征不完，头人禀官究治”，“夜盗牛马家财拿获者，农人同心送官处治”，“秋成夜盗田谷、山粮、园林、瓜蔬，村民拿获者，罚银贰两修路”，“寨内人等窝藏赌博匪类，众人同心拿获者，罚银贰两修路”，“纵放六畜践踏禾苗山粮，罚银壹两修路”，因此这座碑也称“修路碑”。有趣的是，“拿获贼盗者赏银陆钱，若有见贼不拿者，罚银陆两”，赏罚甚为悬殊。碑文中记载颁布这些禁条的为“上坝弄、中坝弄、下坝弄、坡秧、屑抱（碑文同音字）等五寨头人”，这些屯寨为毗邻钱相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寨。需要注意，碑文中的“上坝弄”，其实就是“大钱相”，二者实为一地。故《兴义府志》屯寨篇中，记载有“大钱相”，而没有“上坝弄”，这也是“汉苗杂居”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碑文第二部分落款时间为道光十年（1830）六月二十九，即前文一个多月之后。

钱相四棱碑出现两个时间的原因，是典型的官府和村寨共同立碑的产物，与龙广四轮村四棱碑一样，为官府主导。而有些村寨的四棱碑，如龙广簸箕寨四棱碑，则单纯由村寨公立，官府完全无介入，或者至少表面无介入。这种官府与村寨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或者说契合度高，主要历史原因是清代康熙朝就普遍展开的“汛塘”制度，通过在重要村寨、交通要道等地，设置“汛”或“塘”的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既有军事功能，又兼行政功能。

《兴义府志》记载，兴义府的“汛”通常驻兵二、三十人，“塘”则更小，通常驻兵五到八人，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乡镇派出所。尽管小，但能让地方官府比较全面的控制和管理基层村寨。按照碑文，钱相四棱碑官府部分的落款，同样没有写成钱相，而是“告示，实贴坝弄塘晓谕”，换个说法，这座碑“五月十日”还只是兴义知府徐玉章一纸告示，贴在大钱相派出所，即“坝弄塘”。一个半月之后的“六月二十九”日，告示内容增加了周边村寨自决的“农议禁条”，并换成了四棱碑这种更为永久的保存形式，这当然也是村寨头人们落实兴义府最高主官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按照《兴义府志》的记载，“坝弄塘”属“府城北路六塘”之一，距城二十里，驻兵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