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即年轻人寄居父母处生活，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这种现象能成为话题，其实暗含了我们社会关于年轻人应该如何工作、如何生活，理想的家庭结构为何的期待。从这个角度上说，研究青年的居住安排，特别是未婚青年的居住安排，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青年的人生选择。

“向成人期的转型”

居住安排指的是和谁一起居住。它是了解一个社会家庭结构及其变化的重要衡量尺度。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在人的一生中，居住安排是不断变化的。

青年期是观察家庭居住安排的重要时段，因为在青年时期，个体会经历一系列重要变化，比如完成学业、步入职场、发展亲密关系、成为父母等等。这其中的每一个转变，都伴随着个体居住安排的变化。在家庭人口学领域内，这类研究被统称为“向成人期转型（transitiontoadulthood）”的研究。独立居住被视为青年成为独立个体的重要标志，会对个体后续的生命历程产生持续影响。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青年向成人期转型的过程变得更慢、更复杂。过往研究认为这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有关，比如教育扩张、经济全球化和不稳定性、公共支持政策缺失等。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青年离家或与父母共居的研究比较多，国内的研究比较少。

由于婚育率不断降低，初婚时间不断推迟，人们青年时期不处于在婚状态（outsideamarriageunion）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段时间里青年的居住安排会对今天和未来的家庭结构产生很大影响。

东亚地区未婚青年的居住安排：以中国和韩国为例

近期，我和我的合作者研究了中韩两国未婚青年居住安排在近二十年的变化（YoonandLian，2024）。我们希望通过跨国比较来讨论三个问题：

(1)以中韩为代表的东亚地区青年的居住安排呈现什么趋势？

(2)中韩两国未婚青年的居住安排有何异同？为什么会呈现出这些特点？

(3)高等教育、经济状况和家庭资源三个要素对两国青年居住安排的影响是什么？

由于中韩两国的城市化程度和人均收入不同，我们只选择了两国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未婚青年进行研究。

为什么要对比中国和韩国呢？在我们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常常收到类似的提问。大家会觉得，中国和美国，或者韩国和日本的可比性更强。从人口数量、资源禀赋等角度来说，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中韩对比能回应很多中美对比无法回应的问题，其有趣之处在于他们在不同维度上似与不似。

相似之处在于中韩两国的家庭观念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人口结构变化上来说都面临低生育率，老龄化等挑战。不同之处在于，韩国的城市化过程早、程度高，人均收入高，高等教育覆盖率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得晚，程度相对韩国来说更低，人均收入也低于韩国。我国的高等教育覆盖率虽然在近年快速提升，但还是远低于韩国的水平。此外我国国土辽阔，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而韩国国土面积小，各类资源分布更为平均。

北京大学任强老师在他一系列的国别比较文章里使用了“机会结构”（opportunitystructure）这一分析框架（NauckandRen，2018，2021），指出不同国家的地理、资源、政策等差异会对人们求学或就业的机会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影响他们的离家行为。

我们也认为，中韩两国青年居住安排的决策受到机会结构差异的影响，例如，他们是否需要通过迁移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是否能够在家乡周围找到体面的工作？家庭资源是否会助力他们离开家乡、寻求机会？这些国与国之间教育和工作机会的结构性差异可能会导致相同要素对两国青年的居住安排产生不同的影响。

研究发现

我们将未婚青年的居住安排划分为两类：与父母同住，以及独立居住。独立居住既包括青年独居，也包括青年和非父母的他人同住。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2003年到201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韩国综合社会调查（KGSS）。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得到了几个主要的研究发现。

第一，从2003年到2018年，平均有46%的中国青年和18%的韩国青年独立居住，中国城市地区未婚青年独立居住的比例明显高于韩国。对于韩国未婚青年来说，与父母同住一直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选择，约占城市未婚青年的82%，各个年份之间的变化相对较小。

对中国来说，在2010年之前，约有30%的城市未婚青年独立居住，这一比例在2011年至2015年上升至超过60%，在2017至2018年再次下降到约36%。中国青年离开父母家独立居住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先升高后降低的过程。

第二，无论是从事正式工作、非正式工作，还是自雇工作，中韩两国有工作的青年都更倾向于独立居住，这一比例在中国更高。此外，中国的高收入青年更倾向于独立居住，但是收入对韩国青年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表示，经济要素对中国青年居住安排的影响强于韩国。

第三，受教育程度对两国青年居住安排的影响不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中国青年更可能独立居住，但是受教育程度对韩国青年居住安排的影响不显著。

我们认为，教育和收入水平影响的差别来源于两国的机会结构不同。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更稀缺，职业机会也不均等，高等教育资源和高收入的职业更可能分布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带，中国青年有为了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机会进行迁移的动力，他们当然不太可能与父母同住。

韩国相对比较小，高等教育资源充足、工作和教育机会的地理分布也更平均，青年更可能在家乡获得高等教育或好的就业，不一定要迁移，当然也就不需要离开父母家。

第四，在韩国，父亲教育程度较高，也就是那些家庭条件更好的青年更可能与父母同住，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家庭更能负担与子女同住带来的经济支出。在中国，父亲教育的影响不显著。为此，我们又估计了单独的中国模型，发现父亲在国有企业工作的青年更可能与父母同住，这可能与之前研究发现的，国有企业工作经历与住房市场中的有利地位相关，这些家庭更有条件为子女提供居所。

结语

在东亚地区，从传统来说，未婚青年与父母同住较多，与独立居住相比，结婚才是成年的最主要标志之一。但是我们正在经历快速的人口转型，未婚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初婚年龄不断提高，独立居住作为成年标志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

通过比较中国和韩国，我们发现两国不同的自然禀赋、不同的教育和工作资源分布特征影响了两国的机会结构的分布，相同的影响要素对两国青年的居住安排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微观层面的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与宏观层面的机会结构差异相互作用，形成了两国特有的居住安排模式。

现有的关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Kim，2020;YuandKuo，2016;Yu，LinandSu，2019）发现，与父母同住的青年发展亲密关系的参与度在下降，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婚姻推迟、生育率下降等行为。我国青年的婚育行为会如何受到居住安排的影响，是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的议题。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独立居住并不代表“更正确”的选择，也不意味着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很多收入比较低的青年是通过合租、群租那些条件很差的公寓实现独立居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对青年居住安排的支持可能从成年早期开始就加剧了家庭不平等。

参考文献

Kim，Joongbaeck.2020.“TheInfluenceofPremaritalCoresidencewithParentsandFamilyIncomeontheTransitiontoFirstMarriageinSouthKorea.”AsianPopulationStudies16(1):5–16.https://doi.org/10.1080/17441730.2019.1651573.

Nauck，Bernhard，andQiangRen.2021.“CoresidencewithKinandSubjectiveWell-BeingintheTransitiontoAdulthood:AComparisonoftheUnitedStates，Germany，JapanandChina.”ChineseJournalofSociology7(1):22–47.https://doi.org/10.1177/2057150X20984864.

Yoon，S.Y.，&Lian，B.(2024).Livingwithparentsorattainingresidentialindependence?Acomparativestudyofyoungadults’livingarrangementsinChinaandSouthKorea.ChineseSociologicalReview，1–28.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24.2383617

Yu，Wei-Hsin，andJanetChen-LanKuo.2016.“ExplainingtheEffectofParent-ChildCoresidenceonMarriageFormation:TheCaseofJapan.”Demography53(5):1283–318.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6-0494-6.

Yu，Wei-Hsin，LinZhiyong，andSuKuo-Hsien.2019.“Parent-ChildCoresidenceandExperiencesofRomanticRelationships:EvidencefromYoungAdultsinTaiwan.”ChineseSociologicalReview51(2):173–206.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19.1596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