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最合适”，是因为我就是这个片子的总导演，对《缝纫机乐队》这个片子，从构思到展现给大家的画面，每个步骤，我都最为了解；之所以说“最差”，是因为评判一部影片，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客观的东西，身为一个制作者，我更在意的是达到效果，而不是传达效果。看电影，是一种交互性的过程，所以，导演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评论，却是要看完之后，才能看到结果。
因此，我很爱看到每个人的答案，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哪怕我觉得存在偏见，那也只是“我认为”而已，这才是“评价”的真正含义。
我读过一些评论，说《煎饼侠》是华语电影史上最大的一部，而《缝纫机乐队》却是华语电影史上最大的一部。我只有两个导演，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缝纫机乐队》并不是我的系统，而是一本书，虽然在国庆档的时候，这部作品的票房被其他几部影片给压制住了，但这里面也有其他的原因，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2015年十月，由于工作原因，我前往美国，在一间混音室里，我观看了一段音乐片的开场白，那种从大屏幕上传来的视听触感，使我决定要拍一段中国音乐片。
就我个人而言，《缝纫机乐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出现，弥补了国内同类影片的缺憾。据我所知，这还是我见过的首次大型的摇滚乐演出。当然，我在某些影片中也见过类似的场景，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假唱假奏，而那些吉他手，他们的左臂始终没有改变，而他们的右臂则是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着。《缝纫机乐队》中的每一种乐器，每一种音乐，都没有一种音乐和图像的不协调。
这几个人都接受过很长一段的音乐训练，最早的就是这个年龄最小的西西，早在2015年，这部影片还没有开始拍摄，当时她6岁，拍摄开始时才8岁。乔杉、李鸿其两个人，一个是娜扎，一个是韩童生，他们两个都是刚入门的。
在影片开始前，我曾经与“魔笛”乐团的团长张帆谈过，想要在“魔笛”的最后关头，获得“魔笛”的支持。张帆说：“我曾经见过几部影片，当时的音乐声并没有那么逼真，演员之外，主要是观众的氛围没有表现出来，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缝纫机乐队》当时有五千多位群演和我们一起合作，而最终在影片中展现出来的那种氛围，对我们这些导演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满足。
而这次的剧情，还是《屌丝男士》、《煎饼侠》两部作品的苏彪写的，当初我们构思剧情的时候，用的就是一台“钉子户”。原本的剧情，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摇滚乐歌星，因为作词抹黑自己的故乡，最后与那个小镇结下了梁子，而那个小镇却有一架他认为很重要的缝纫机，被他丢在了那里，他不得不让一个小弟返回小镇，想要将这架缝纫机抢回来。经过无数次的改动，最终《缝纫机乐队》被改成了如今这个模样，与原本的剧情毫无关联，只剩下一个“缝纫机”两个词。
我想，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明显更有看头，就像是很多人都在问，“既然有这么好的剧情，为什么不把它拍成电影？”我认为，晚餐有晚餐的尺度，而甜品也有甜品的尺度。期望值这个东西很有趣。
言归正传，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为一名编剧，我在自己的微博上、微信上，都能看到很多观众对我的评价，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未体会过。之前的电影，观众们看过之后，都会赞叹一声：“真棒！”或者，他会说：“太烂了!”至于有多好，有多差，就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了。这个片子给了你们一种强烈的宣泄欲望，我得到了许多长篇大论的留言，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罢，你们肯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笔墨，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韩寒不久前还在《缝纫机乐队》中撰文，对此我深表感谢。他也谈到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最后那首《不再犹豫》有点可惜，作为一个乐团影片，最大的亮点应该是乐团自己的独唱。我的团队里，有不少人跟韩寒有相同的想法，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多次的探讨，有时还会演变为辩论。这就造成了《不再犹豫》这一段并没有出现，而是在《塑料袋》之后，就直接进入到了尾声。不过最后我选择了《不再犹豫》，因为我认为胡亮和程宫应该是同一个人，《塑料袋》将胡亮塑造成了一个整体，所以程宫必须要登台表演，并且必须要演唱对自己有很大影响的歌曲。
创作人对精打细算与随心所欲之间的权衡，将会影响到最后一幅画的整洁与艺术特色。不管你觉得我在演戏，也不管你觉得我是不是在胡闹，能和你一起聊这个话题，都是好事。
在所有人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讨的时候，我感觉到一个被忽略的东西，就是《缝纫机乐队》虚构的成就。我们不象英国，不象美国，也不象日本，要达到今天这种程度，要从官方到民间，要从二十几年以前到今天，要从北京到集安，很困难，很不实际。但当每个人都进入了那个传说中，并且愿意接受“摇滚之城”的现实时，那才是真正的胜利。不过，没有人会去找他的麻烦，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缝纫机乐队》是我执导的第2个片子，距《煎饼侠》这部片子的拍摄，已过去了三年。你们对这个剧本的评论，给了我很大的提升机会，就像在《煎饼侠》时代那样。这一次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也让他的同伴有了榜样。虽然有些不舍，但想要在粉丝面前找回场子，找回场子，至少也要三年之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