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儒风泱泱:在紫禁城探寻儒学风姿|观展

文博时空/文董严/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孩童稚嫩的童声从教室中传来，他们或许还不能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但儒家思想中“善”、“仁”、“好学”等精神内核已经开始在心中萌芽。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1月5日，故宫正进行“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览”。“大道之行”，语出《礼记·礼运》，表达了儒家对建立天下为公、选用贤能、讲信修睦、建立“大同社会”的追求。

展览以“溯古寻儒”“化成天下”“万世师表”三个单元，汇集展出了故宫博物院藏品在内的国内外考古文博单位的380件（组）展品，通过考古实证、典籍存续、文物收藏，发掘梳理儒家文化的历史形成脉络，阐述儒家思想的核心文明理念，展示其广被四海的深远影响。

探源：“溯古寻儒”

万物自有其来路，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在千年前早有踪迹。“溯古寻儒”这一单元便是通过史料的展出，挖掘儒家文化的形成脉络，勾连起中华文明的线索。

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进入文明时代，在原始的地图板块上，逐水而居，形成了以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等为主的“重瓣花朵”式的文明格局，孕育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底色。

源于千年前的文明先声溅落在日常生活、家国情怀、耕作务农等方方面面，其代表便是我们在展厅看到的陶器陶罐、石器、玉器等，这些文物中凝练的精神符号，不仅勾勒了先民的精神世界的轨迹，更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发展基础。

红陶人面像新时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甘肃博物馆藏

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故宫博物院藏

符号陶罐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时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黑陶贯耳壶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玉版玉龟新石器时代凌家滩文化故宫博物院藏

玉版中部刻八角星纹，其内涵有诸多猜测，或认为是象征天地和八方的“宇宙图式”，或认为是与伏羲推演八卦的记载有关。玉龟与玉版同出，造型奇特，可能是巫术或占卜活动中的道具。

青玉神祖像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故宫博物院藏

玉神面纹圭、玉兽面纹圭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故宫博物院藏

玉神人纹三节琮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故宫博物院藏

玉神人纹十一节琮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故宫博物院藏

玉兽面鸟纹璜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故宫博物院藏

此璜正面浅浮雕神面纹，大嘴微张，有几何状獠牙，两端各有一个几何化鸟纹，另一面为六组弧形折线，似“介”字形冠变形，可能是象征良渚典型神徽纹上部人面所戴之冠。玉璜所见獠牙神面纹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均有发现，反映了早期神人崇拜在不同地域的广泛传播。

青玉人兽神像新石器时代肖家屋脊文化故宫博物院藏

新石器时代还出现了数量丰富的刻画符号，散落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区域，古文字学家认为汉字可能正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并吸收改造一些记号发展而来。

刻符石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浙江省文化考古研究所藏

从原始社会至商周时期，礼乐文明既有传承，又有发展，即孔子所说的“三代损益”。先民对天神的崇拜、对巫觋（xí）文化的热衷，在商周鼎革之后，逐渐转变为对祖先的尊崇、对天命、道德的关注，趋于人文理性化。中华文明的统一、包容、和平等诸多特征，也在此时臻于成熟，成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所推崇的文化范式，体现在器物上，便形成了以玉器和青铜器为主的两条经纬，交错印证着夏商周时期的灿烂文化。

受觚（gū）商故宫博物院藏

“觚”为宋人定名，沿用至今，其本名原为“同”，且和裸（音灌）礼相关。河南洛阳出土的西周早期墓反映了漆“同”与玉柄形器“瓒”配套使用，浙江良渚文化中出土的漆“觚”与棍状物的组合，证明这种器物制度新石器时代早已出现，三代古礼源远流长。

夏商周时期，鼎作为重要礼器，逐渐演变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白陶鼎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鼎是郑州商代王都首次发现的白陶鼎，其形制应出自对青铜礼器的模仿，并反映了早期不同文化之间的技术交流。

册方斝（jiǎ）商故宫博物院藏

青铜兽面纹钺商故宫博物院藏

兽面方文壶商故宫博物院藏

玉高冠鸟柄形器商故宫博物院藏

鲁侯爵西周故宫博物院藏

鲁侯即鲁公，此爵内壁铸有铭文：“鲁侯作觞，鬯（chàng）觞，用尊用盟。”西周初年周公受封鲁国，但为辅佐成王，长期驻在洛邑，由其子伯禽代就封，此为鲁国国君之始。因周公功勋卓著，成王特许鲁国世世代代以天子之礼祭祀周公，造就了鲁国浓厚的礼乐文化氛围，时人谓之“周礼尽在鲁”。

兽面铜纹禁西周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品

禁为盛放酒器的器具，出现于西周，其得名可能与周人禁酒有关。商代因酒亡国，周人引以为戒，实行禁酒政策，武王灭商后，周公发布禁酒令《酒诰》，其中有“无彝酒”、“饮惟祀”之语，告诫人们除祭祀外都不要饮酒，“酒戒”代表的修身律己精神，是儒家“克己复礼”道德观念的重要渊源。

伯盂西周故宫博物院藏

盂是盥洗用的水器，《韩非子》引孔子言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在西周有道德教化的象征意义。

龙纹簠（fǔ）西周故宫博物院藏

簠为盛放食物的器具。《周礼•地官•舍人》有载：“凡祭祀，共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此簠为圆角斗状，器形周正，纹饰秀美。

神鸟纹方座簋西周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此簋将商式鸟纹的喙由方折变为浑圆，头上凸齿冠变为波曲冠，削弱了其凶悍之感。

格伯簋西周故宫博物院藏

格伯簋传世共有四件，其铭文记录了西周中期的一次土地买卖，并记述了订立合约的全过程，反映了西周政治与法律制度的运作情况，铭文中的“格伯”被证实是“霸伯”，为霸国国军。

荣簋西周故宫博物院藏品

这是一件圆体四耳簋，甚为罕见。作器者为荣，多见于西周青铜器策命金文，是周王室的重臣，根据铭文“臣父荣”可知，荣为王的叔父及朝臣。

夔龙纹鼎西周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

此鼎继承了商晚期风格，增大、加宽的扉棱，更显豪放、张扬，它与同出的一件簋构成了典型的西土系鼎、簋组合，是一种商器周用的组合方式。

西周时期，玉器成为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后世儒家经典《周礼》等记载的重要内容。

玉项饰西周河南博物院藏

五联璜玉组佩西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此套组玉佩为西周时期晋靖侯所用。

玉鼓西周山西博物院藏

玉龙凤纹柄形器西周故宫博物院藏

春秋战国，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雄，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遭到了毁灭性地破坏，但同时诸子百家争鸣，也极大地扩展了人们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希望以传统礼乐制度来重塑社会秩序，并采取“以仁释礼”的方法，建立了一套与人之本性联系紧密、涵盖丰富的思想道德体系。在日常生活中，儒家的核心思想被具象化为礼器、兵器以及日用器物等，加上这一时期是青铜器的大发展时期，各种青铜鼎、青铜簠（fǔ）、青铜盘、青铜匜以及青铜武器等成为了这一展厅的重头戏。

宋公固鼎春秋枣庄市博物院藏

此鼎盖面及腹壁内铸有相同铭文，因宋国开国君主微子启为商王帝乙的长子，为夸耀其显赫出身，故作器者以“有殷天乙唐（汤）孙”自称。唐（汤）即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同样为儒家文化中圣贤君主代表，显示了儒家思想的一脉相承。

鲁大司徒铺春秋故宫博物院藏

此铺器、盖对铭，铭文内容显示此为大司徒厚氏元所用之物，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此器与之年代相当。

少虡剑春秋故宫博物院藏

少虡（jù）剑为晋国兵器，山西李峪村出土。剑脊两面有错金铭文20字：吉日壬午，作为元用，玄镠（liú）铺吕，朕余名之，谓之少虡。“玄镠”和“铺吕”为制剑的金属材料锡与铜，“胃”通“谓”。铭文的大意为：壬午这天吉日，做了这把好用的剑，做剑的原料是锡与铜。我给这把剑起了个名字，称为“少虡”。格饰错金嵌绿松石兽面纹，剑首饰错金云纹。

鲁伯厚父盘春秋故宫博物院藏

陈子匜（yí）春秋故宫博物院藏

王子婴次钟春秋故宫博物院藏

楚王酓（yǎn）前簠战国故宫博物院藏

簠(fǔ)与簋的功能相同，是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饭食的器具，楚人以簠易簋是楚礼器组合中的标志性演变。此簠器口有铭文12字：“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器底分别有铭文“乙”、“辛”、“戊寅”，为记录编号。学者们多认为“楚王酓前”是指“熊元”或“熊完”，即《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楚考烈王。

故宫博物院藏有类似的簠三件，均出自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楚幽王熊悍为楚考烈王之子），目前正在安徽考古挖掘的武王墩墓，专家认为是楚考烈王墓。

楚王酓朏（（fĕi））簠战国故宫博物院藏

此器为长方形，方足中空，腹饰云纹。器口上刻画铭文12字：“楚王酓朏铸金尝，以供岁尝。辛。”铭文的大意是指楚王酓歬（“歬”即“前”字，指楚考烈王熊元）铸此金簠，以供每年岁尝祭祀之用。“辛”表示用干支标识器物的编次。

楚王酓肯簠战国故宫博物院藏

此器长方形，方足中空，腹饰云纹，外形和楚王酓朏（（fĕi））簠很相似。

错金鸟兽纹戈战国故宫博物院藏

青铜宴乐攻战渔猎纹壶战国故宫博物院藏

楚“半镒”铜环权战国湖南博物院藏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文字在这一时期比较普及，铸、刻、写文字的材料和范围有所扩大，除青铜器上的金文外，陶文、简帛文、货币文、玺印文等也大量出现，为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与保存提供了必要条件。

这一时期诸侯混战，彼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东周时期诸侯或卿大夫为加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开始举行盟誓活动，出现了关于盟誓的约信文书，即为盟书，又叫“载书”。

侯马盟书（2种）春秋山西博物院藏

温县盟书春秋河南博物院藏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其字体介于篆体与隶书之间，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是我们得以窥视那个遥远年代的重要窗口。

清拓石鼓文册战国故宫博物院藏

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其内容丰富，包含有14篇儒家经典文献，因此成了孔子和孟子之间二百多年思想接续的纽带。

郭店楚简《鲁公问子思》战国荆门市博物馆藏

郭店楚简《老子》战国荆门市博物馆藏

列锦：化成天下

秦汉时期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序幕，汉武帝独尊儒术，将儒学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基调，儒学自此发扬开来。无数先贤传道受业，儒家典籍传承有绪，先哲时贤，人文荟萃，儒家思想经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玄学、隋唐儒释道并立、宋代理学发展、清代朴学繁荣等阶段，始终绵延相继，又不断变化。这一单元以“化成天下”为题，从儒者传承、典籍存续、思想包容等角度，梳理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

此时展厅里静静展出的各种石刻、玉器，成为儒家先贤思想记录与传承的工具。我们仿佛可以透过这些器物，想象到古人是如何将生活、读书与交流，将微不足道的日常融入历史的章节。

孔子讲学图轴明孔子博物院藏

此图为绢本设色，描绘了孔子于山林瀑布之间的讲学情景。孔子手持如意，端坐在平石之上。其前一弟子争躬身请教，其左则有侍立弟子三人。另外的十六名弟子沿山道而上，分成三组，彼此顾盼，交谈自若。高山、奇石、瀑布、流水，串联起不同的场景，营造出清旷闲淡的讲学气氛。

文以载道，文字是思想传承的外壳。早期儒家经典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文字多有歧义，因此会有官方制作经典定本之举。东汉时，以官府所藏“兰台漆书”为定本，至熹平四年（175年），汉灵帝命蔡邕等人以隶书将七部儒家经典（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刻于碑石，陈列于洛阳太学之中，后世称之为“熹平石经”，是最早的官刻儒家石经。因刻写只用隶书，因此也称其为“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尚书》东汉山东博物馆藏

熹平石经《诗经》东汉山东博物馆藏

三国魏时期，以古文、小篆、隶书刻《尚书》、《春秋》以及部分《左传》，后世称之为“正始石经”或“三字石经”。汉魏石经是官方校定的儒家经典定本，保留了早期经书文本的诸多信息，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古文一体石经三国魏故宫博物院藏

此石经纯用古文一体，存世罕见，其内容有《春秋》、《论语》等，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先生曾提到“一石存《论语》篇首文”，说的即是此石，据推测其应为工匠不熟悉古文字体而进行的试刻。

正始石经三国魏故宫博物院藏

此石为《尚书·皐陶谟》残篇，存“言”、“帝”等字，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呈“品”字形排列，与其他石经三体直下排列不同，反映了正始石经刻铭形式的复杂性。

（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局部）唐日本大阪市市立美术馆藏

此图是这一单元展品中的精品，绘制了伏生授经的故事。秦代禁止民间私藏《诗》、《书》和百家书籍，伏生便冒险将所习《尚书》藏于屋壁之中。汉文帝时，《尚书》濒临失传，朝廷派大臣晁错向伏生求问，伏生以九十岁高龄口授《尚书》二十八篇，使得这一重要儒家经典传承接续。此卷前有南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及多位名家题跋，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王维作品。

“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铭葵式镜唐故宫博物院藏

荣启奇即荣启期(前571-前474年)，为春秋隐士，此镜所用故事典出《列子·天瑞》，记录了荣启奇与孔子谈“人生三乐”，镜上刻有九字铭文：“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

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为乐者，何也？”期对曰：“吾乐甚多，而至者三。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人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