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5日晚7点，何东君先生发来短信：小许，想请你空时去写一下江山的双塔大桥，实际是替我完成一件公案，从我为大桥书名到旅游城市标志“马超龙雀”报道的经过及思想。

从双塔大桥到马超龙雀

何东君：穿越浩瀚的历史长河

前年北京一晤，再见何东君先生，又是二三年过去了。

眼前的他，仍是那么精神矍铄，那么风度翩翩。那日，在又一次游历家乡江山后，他对我说：“今天去了江山双塔大桥，还看到了江山入城口的一座雕塑——中国旅游的标记，让我又想起了二三十年前的那段公案……”

会面匆忙，待到何东君回京，我们多次热线联系，终于揭开了一段段漫长而有趣的往事。藉此机会，我和读者朋友们也可穿越史河，梦回秦汉。

须江之上架彩虹，万缕乡情到眼前

早在1954年，何东君就告别老家江山到宁波求学。1963年秋，他从新安江畔的严州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然而，尽管少小离家，但何东君对家乡的记忆始终如滔滔不息的须江。须江又名江山港，古称鹿溪，是江山人的母亲河。蜿蜒妩媚的须江，沉静、从容、日夜不歇地朝着东北方向流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江山儿女。

年少时，何东君最喜欢在老虎山眺望波光粼粼的须江。那时，江上没有桥梁，只有浮桥和渡船。远远望去，有两座塔默默矗立，隔江相望，形成江城著名景点“双塔倒影”。双塔算来有些年头了，一为凝秀塔，坐落在江山城北5公里上余镇双塔底村北端，据清同治年间《江山县志》载，该塔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知县诸维垣倡建，清道光二十六年知县李玉典重建；一为百祜塔，位于江山市赵家缸铺底村百祜塔山麓。据明徐沛《百祜塔碑记》载，自吴越置江山县治即有此塔，明隆庆年间知县余一龙再修，重修于清道光丙午（1846年）秋月。双塔，在民间被视为镇锁江水以兴文运的风水塔。

何东君小时常常缠着外婆讲故事。说起双塔，外婆便说，这两座塔啊，它们一到晚上就像一对相爱的情侣依偎在夜色里月光下。而在小东君的心目中，双塔像航标，在江山入城口，引导着船儿进出港口。可为什么偏偏是两座塔呢？直到2008年，江山市领导请何东君为新建的双塔大桥题字，他仍是不明白。

100多公里长的须江上，早已架起了大桥，至今已建有几十座。据史料记载，最早横跨须江的大桥，是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建成的清湖九清石桥，天启三年（1623年）被洪水冲毁。此后，不知是筹资困难，还是洪水汹涌，一直用浮桥替代。除浙赣铁路大桥外，须江上最早的公路大桥是1968年7月竣工的位于城区东门大桥。而江山第一座景观、实用功能兼备的现代化大桥——城中大桥（彩虹大桥），于2003年1月竣工通车。2005年4月竣工的北关大桥，则是江山第二座现代化大桥。2008年9月竣工通车的双塔大桥（又称迎宾大桥），更为壮观，是城北入城口的标志性建筑。

横跨须江的6座城区大桥，蓝天下长虹卧波，夜幕中彩练飘飞，成为江城6道靓丽的风景线。

那日，我来到江山，寻访何东君的题字。在大桥上走了一个来回，才在大桥中端发现了他那热情奔放、飘逸潇洒的题字“双塔大桥”。大气沉稳的双塔大桥，连同周边的双塔主题公园，凸现了须江两岸滨河城市景观特色。

带着何东君的疑问，我请教了碗窑水库管理局的徐太先生，为什么双塔对峙，有什么来历典故？他说，民间传说双塔所在的山为一对雌雄山，每当夜晚来临，它们就要相会。两山中的江水河道由此改变了流向，村庄、田地被淹没。于是，官府便在两山上建造了有镇水之功的“百祜塔”和“凝秀塔”，屹立于须江的两侧。于是，须江、2座青山以及带有浓郁历史文化气息的双塔，同时成为江山城市门户的象征。

原来如此啊！何东君建议，如果在双塔大桥的桥头竖一处碑，刻上《建桥记》，把有关双塔、大桥的民间传说以及来龙去脉都记录下来，流传开去，效果会更好。毕竟，它是江山的门户桥。

何东君接着问我：“看到马超龙雀了吗？”

马超龙雀非飞燕，颠覆权威断公案

“马超龙雀？”我回答说，也看到了。

尽管在电视、图片中多次见识，但没有哪一次像眼前的雕塑能让我感到如此震撼。就在双塔大桥不远处，有一座中国旅游的标志性雕塑——马超龙雀。它在蓝天白云大道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矫健俊美，别具风姿。

它最为普通的名称叫“马踏飞燕”。可是，何东君执著地说，“不对，它叫马超龙雀。这事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

1968年，何东君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此后的20余年，他一直辗转在祖国的西部从事新闻工作。

告别中国人民大学之初，何东君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四个面向”的号召，来到宁夏贺兰山下的兰州军区工程兵团的一个农场。

1970年春节，农场锻炼结束后，他正在武威地区招待所等待分配，碰巧赶上了武威考古大发现，便专程去雷台实地踏勘。

何东君得知，1969年10月的一天下午，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的几个农民，用他们日常装草料和杂物的麻袋，给县府文化部门送来了一麻袋劳动时挖出来的文物。据专家考证，这些文物由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武威雷台东汉墓铜车马，其中最令人称奇的则是一尊铜奔马。

时间到了1971年9月，郭沫若陪同柬埔寨宾奴亲王访问兰州，看到了这尊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稀世珍宝。铜奔马3只蹄悬空，支撑点是一只后蹄下踩着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郭沫若初步鉴定后就断定，马蹄下的鸟儿是一只燕子，古人如此设计，是说马跑得比飞燕还快。他发出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珍品”的慨叹，并因此给铜奔马定名为“马踏飞燕”，泼墨挥毫写下了“四海盛赞铜奔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豪迈诗句。

后经郭老推荐，“马踏飞燕”与一批国宝级文物一起，赴世界各地巡回展览，引发了一场“文物外交”。在美、英、法等国展出期间，这些国宝引来观众如潮，赢得“绝世珍宝，天才的中国马”等崇高赞誉。

从此，因了学术权威郭沫若，铜奔马声名远播，名扬世界：

1983年10月，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1985年，武威市将铜奔马定为城标；

1986年，铜奔马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原邮电部发行的纪念邮资明信片、《中国旅游年》纪念邮票、普通邮资明信片以及联合国发行的一套邮票中的一枚，均以铜奔马为邮资主图。

2002年，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江泽民将镀金青铜仿制品铜奔马作为国礼，赠予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

其实，一直以来，有学者对郭沫若所命名的“马踏飞燕”提出疑问。敦煌学大师常书鸿先生称其为“天马”，但未作论证。

近日，我偶然发现了Tony发于今年3月的博客——[回味悠然]我与敦煌二三事：

“家父是研究历史考古的，曾三次前往敦煌，有幸与常书鸿、段文杰两位院长相识。听父亲讲起，最早是在1973年文革期间于兰州拜访了客居金城的常书鸿先生。当时武威铜奔马刚刚出土，学术界因其名马踏飞燕或是马踏朱雀而争论不休。碰巧父亲寻获西汉尚方大铜镜墨拓，其中有‘朱鸟天马顺阴阳’的铭文，从而佐证了天马朱雀之名，常老看了唏嘘不已。”

1983年8月，兰州大学教师牛龙菲在兰州召开的敦煌学术讨论会上，以《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之“天马”》为题（1984年第1期《敦煌学辑刊》）作了新解，肯定铜奔马是“天马”，马蹄下踏的那只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禽——龙雀，亦即飞廉风神。当时《兰州报》《光明日报》均有报道。

牛龙菲拿着一大堆材料，找到时任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的何东君。经过认真考据，何东君非常认同牛老师的观点，并撰写《马超龙雀析》一文，发表于1984年第12期《瞭望》。这次他特意从京城传来了文章复印件，现在读来，我仍感此文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历史的一份尊重，对治学的一种严谨。

穿越史河求真相，历史现实紧相连

新闻生涯，有无数记忆，何东君最是难忘“马超龙雀”。

何东君对我说，天马、奔马、走马之争，其实意义不大；而马蹄下的飞禽究竟是什么，整个画面表达了什么，才是关键所在，但人们都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到了河南鹤壁煤矿历史文物博物馆，发现门口有两尊怪异的禽兽石雕，貌似走兽，身似鸟雀，尾巴更是奇怪。馆长告知：“是龙雀！”这，更加坚定了何东君的30多年来的想法。

何东君在当年7月28日下午发来托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王耕拍摄的图片，就是河南鹤壁煤矿历史文物博物馆门口的龙雀。他同时发来短信：“你看，龙雀多么霸悍！真是秦人汉人心中的图腾！天马要轻踏而超越，是多么神骏而豪迈啊！燕子怎么能和龙雀相比拟呢？”

30多年前，郭沫若因未详有关典籍，不求甚解，看铜奔马足下之物是一只飞鸟，形状有些像燕子，就名铜奔马为“马踏飞燕”。

牛龙菲较真执着，但他仅从古书中翻资料，未从当时历史、社会状况入手。

何东君则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的延伸，广泛的传播。他认为，其实，奔马蹄下的飞禽就是飞廉，即神话传说中的风神，正如东汉著名学者应劭所言，是一种神鸟，能致风气。《三才图会》里的飞廉图，便是一只飞鸟。飞廉因形状像飞鸟，又称龙雀，东汉科学家兼文学家张衡的《东京赋》有句：“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后汉书》《三国志》则有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鐻、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

看哪！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兼具美学之精彩，力学之精巧。中国古代无名的能工巧匠，把这行空奔马超越风神龙雀的动态瞬间，凝固为造型艺术的不朽永恒，给我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遐想神思，惟想梦回秦汉腾空飞驰！

7月30日上午，我在收到何东君《“马超龙雀”析》一文的同时，收到他的数条短信：“当时年轻。文章不够鲜明老辣，意思是有的，需要你提炼了！”“让天马龙雀在你笔下复活，让它们从江山腾飞，深入人心！”“你可借题发挥，直抒胸臆，比如说：龙雀也是了不起的，鼓舞着秦人扫六合统中国；天马也很了不起，激励国人驰骋天下，包揽宇内，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腾。和飞龙在天的龙一样，马超龙雀并非否认龙雀，而是与时俱进的一种表现，毛泽东的俱往矣——不就是在更高层面概括了今朝胜前朝、不薄古人爱今人的雄心壮志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吗？我们在赞叹其艺术高超绝伦的同时，难道没有被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激励着吗？！马超龙雀将永远是炎黄子孙不断进取的精神图腾！”“好好构思，深入思考，写出好文章。”

闻此，我也深有同感。联想到因为生长于人文渊薮的浙江，何东君自小就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后游学京城，既而壮行西北，再历内蒙、巴蜀，数十载记者生涯，他真可谓得山川之灵，感天下之壮，以致真正达到浑然相融的大气魄和大境界。

多少年来，遥远的家乡衢州江山，对何东君来说，总是那么亲切而又温馨。他说：“无论我走到哪里，衢州永远在我的心中！”他的一首《衢州》道出了他满腔的乡情：“少小离乡九州游，五十余载望衢州。烂柯故事常萦怀，渔樵仙山访神舟。”一阕《江郎山》更体现了他豪迈的气概：“三石千仞耸巨峰，巍峨屹立唱秋风。凭高极目浙闽赣，浑然江山气象雄。”

8月2日，江郞山申遗成功当日，我连线何东君报告喜讯，他非常激动地说：“江郎山1.35亿岁了，无论世人如何评说，它都默默地伫立在历史的天空下，见证沧海桑田。申遗成功，意味着它的价值被发掘，被赋予新的色彩。历史文化名城江山被赋予新的生命，必将大放异彩。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江山沉默了，寂寂无名了。现在，申遗成功，无疑为江山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然而，历史，只属于昨天。我们不能停留在昨天，要向前看，看到江山更美好的未来。”

双塔大桥，将历史和现实紧密相连；江郎山，更是引领着人们穿越历史的长河，来到了无比美好的现实，奔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附录一

“马超龙雀”析

何东君

一九六九年十月，在甘肃武威县雷台古墓出土了天马铜俑。第二年，郭沫若陪同宾努亲王访问兰州时，独具慧眼地从一批铜马俑中挑出了“天马”，惊叹道：“这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珍品啊！”从这以后，这件珍贵文物先后在北京故宫、伦敦、东京等地展出，轰动四海，声名日炽。有人叫它飞马，有人称它铜奔马，一般则称之为马踏飞燕。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研究室教师牛龙菲，在经过详尽的研究考证后认为，这件文物的准确名称应当叫“马超龙雀”。汉代天马有两种：一种是敦煌渥洼和大宛的野马，神骏非凡，“天马”是它们的美称；另一种是“嘶青云、腾昆仑”“若灭若没”的神马。

武威雷台出土的天马铜俑，塑造的正是汉代人心目中的神马，蹄踏的也不是飞燕，而是龙雀，即飞廉（风神）。早在张衡《东京赋》中就有“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注）的说法，意为天马行空，超越于龙雀之上。华峤《后汉书》中也有“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的记载，说明东汉时确有“马超龙雀”的铜马俑存在。

龙雀是传说中秦人祖先的化身。秦人认为其祖先的精灵像风一样无时无处不在，主宰着一切。但风是无形的，于是想象出一种叫“龙雀”的神禽来象征风神。汉初，人们仍把龙雀看成神物。汉武帝元封二年，在上林苑建高四十丈的飞廉观，便以铜铸龙雀置于观上。汉武帝又崇尚良马，曾多次派人从西域乌孙、大宛等地获取大批骏马。他还命铸天马于金马门，作为皇权的标志。此时的龙雀铜俑和天马铜俑还是两个独立的艺术形象。到了东汉，才出现了把天马和龙雀融为一体的艺术造型。一匹三足腾空的天马，扬尾长嘶、风驰电掣地飞跃前去，它右后足下的龙雀在回首惊视的瞬间，天马早已超越其前了。这一艺术造型，生动地体现了东汉统治者今朝胜前朝、新制超旧制的信念和愿望。

据记载，东汉超龙雀的天马铜俑，原置于长安平乐观。后来，平乐观中的马超龙雀铜俑被董卓销毁铸钱。武威雷台出土的天马铜俑是东汉平乐观天马铜俑的副本，而且很可能是前凉时期的遗物。

（注）半汉：半，音pan。半汉，形容骏马雄健奔腾的神态。

（原载《瞭望》1984年第12期）

附录二

我在2021年6月出版的《衢州有意思》中写道：

在大多数人心中，中国旅游的标志性雕塑是“马踏飞燕”，可我在2010年9月27日的《衢州日报》推出的整版特写《何东君：穿越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详尽地记叙了衢籍著名媒体人、新华社原副社长何东君的不同意见：“它不叫马踏飞燕，而叫马超龙雀。”为什么？所有的解释，都在我的这篇长文中。

文字|许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