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周欣怡图/羊城晚报记者梁喻刘畅

“回到那个年代，我能否刚毅坚卓？”

羊城晚报：您的这本《日常的弦歌》似乎有“跨界”特征，怎么定位它的归属类别？

王尧：在文体上，《日常的弦歌》是散文，是文学。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史学、教育学等，但表达方式是文学的。如果说跨界的话，确实融合了不同文体的一些元素。写作本身是一个事件，是由多重要素构成的。

羊城晚报：您在写作过程中查阅整理了大量关于西南联大的书目、档案，如何将文献融于其中？

王尧：这么多年，我搜集整理了不少西南联大的文献和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献，也接触过西南联大一些人物的后人。2010年7月，我去美国的纽黑文访问张充和先生，也谈到联大，她和梅贻琦先生等都有过接触。作为一种历史散文，当然不能虚构，但可以合理想象。所有的写作都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文献进入文学文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死的，大量引用；一种是活的，让它成为细节，再成为故事。关键是用自己的语言去叙述，基于历史真实再创作。

羊城晚报：这种写作方式的难点是什么？

王尧：最大的难点是我不能重复别人，我要找到自己理解和叙述这段历史的方式。技巧是其次的，在散文之外，我吸收了小说叙事写人的手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作为学者研究历史的方法。选择什么样的客观史实本身就有主观性，但这种主观受制于历史的整体性。

羊城晚报：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在您的研究和创作谱系中，排在怎样的位置？

王尧：非常重要，首先是我思想和精神的一部分，然后才是研究和创作。我对西南联大的认识不一定都诉诸笔端，但一定在我内心涌动。我现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下篇，就是写主人公在西南联大的经历。

羊城晚报：您眼中的西南联大是怎样的？

王尧：我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西南联大，我对它的基本认识都写在《日常的弦歌》中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就是它的校训，“刚毅坚卓”。在写作中，以及在讲座中，我多次潸然泪下。如果回到他们那个年代，我是谁？我能不能刚毅坚卓？我设想我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崇高肯定会照出我卑微的身影。是的，写作这本书让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同时代人。

作家应与人文传统有血肉联系

羊城晚报：在《收获》杂志上开专栏的经历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王尧：2017年我在《收获》杂志开设了散文专栏“沧海文心”，这是我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由此我打开了散文写作的另一条路径，就是历史叙事。《日常的弦歌》是《钟山》2019年专栏的结集，延续了《收获》专栏的特点，虽然有些变化。这类写作也影响到我的学术研究，我在写作一本叙事体的当代文学史，因为这两个专栏的历练，历史叙事的能力得到了强化。

羊城晚报：您给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打多少分？

王尧：《民谣》动笔的时间很早，2001年我就写了小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后来断断续续写，但一直没有完成。疫情之后，有比较多的时间在书房，我又重新写作，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发表后受到批评家和读者朋友的热情关注，这对我的是很大的鼓励。文学作品很难打分，但我知道自己尽力了。

羊城晚报：下一部小说准备写什么？

王尧：第二部长篇还在修订中，接近完成了。这部名为《桃花坞》的长篇，写的是苏州沦陷后几个文人家庭的命运。

羊城晚报：您日常的阅读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王尧：日常的阅读，居多的是专业书籍，也翻闲书。在家是看纸质书，出差看电子书。我的阅读时间基本是在早上和下午，晚上基本在写作。现在年轻学生阅读很广，他们熟悉新知，我也经常让学生给我推荐新书和他们认为值得看的书。我大部分时间是做学术研究，写学术论著；觉得自己的文字灵动时，就会去写小说。

羊城晚报：做一个学者、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分别是什么？可以二者兼具吗？

王尧：学者、作家有不同的素养，但在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对文字的敬畏应该不分学者和作家。

现代以后，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威和大师时代过去了，学问的定义和之前不一样了。学术理想、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和解释世界的能力对一个学者而言是重要的。思想、故事、形式、语言，这些文学的要素则是对作家的很大考验，我还要强调，作家的写作应当与人文传统有着血肉联系。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二者兼具的例子，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钱锺书、陈梦家等都是，沈从文也是学者，巴金是翻译家。

人文学者应该把文章写好

羊城晚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任重道远，当下不仅很多普通人生活中质木无文，即使是学者文人，在研究写作时也有不少字句不通的，您对此有何观感？

王尧：文章传统的断裂，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文学专业，也常常以研究的名义忽视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人文学者的论文应该有自己的修辞风格，人文学者应该把文章写好。

羊城晚报：对于高校中通行的论文写作，以论文发表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您有何看法？

王尧：单纯以论文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就出现了学术GDP现象，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强调“破五唯”。我想，在改变这种评价体系的同时，学者要坚守学术理想，有敬畏学术之心就不会随意写论文。

羊城晚报：您理想中的高校、高校老师是怎样的？

王尧：就像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样，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大学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历史有相通之处，但又不能简单类比。西南联大当然是理想的大学之一，其中的很多人物留在了大陆，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几代学人也流淌着联大的血脉。他们的民族气节、世界眼光、学术理想、品德操守等都是我们的楷模。但打一个比方，他们是“大先生”，我们是“小学生”，这就是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