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文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七月初的一天，寓居金陵的王安石一早就骑着毛驴赶到长江边上的白鹭亭渡口，他要在此迎候一个特殊的客人。
自熙宁九年（1076）10月第二次罢相，王安石已在金陵城隐居了八年（当时其正式名称叫江宁府）。这是他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父母安息之所。他对这里比对故乡江西抚州更加熟知，也更充满感情。16年前，也是在这里，他被刚即位的宋神宗召至开封委以重任，坐船渡江北上途经瓜洲渡时，留下了那首千古传诵的绝句：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这首诗里流露出来的归心似箭的情绪，似乎与一个正要奔赴大任之人的形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到汴京赴任以后，百事待举之际，他心里牵挂的依然是千里之外南方家园的一草一木，感叹的是韶华易逝，往昔难留：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一）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二）
如今，这位天下最有争议的大人物终于得偿夙愿，过上了年轻时就向往的那种超然出世的洒脱生活。这大概是王安石一生中最合心意的一段日子，他欣慰地看到自己一手发动的变法新政，正在年轻皇帝的亲自部署下有条不紊地推进，这让他得以完全放下心头的俗务牵挂，终日寄情于钟山与秦淮之间，钻研学问，与来来往往的友人们吟诗论禅。
一
宽阔的江面上，一艘官船自西向东越驶越近，船头上站立着的人影渐渐清晰可辨，虽然已经十几年不见，各自都苍老了不少，但仍然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苏轼头上连帽子也没戴，船将靠岸时，他抬手朝着江岸上的荆公（王安石尊称）长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一笑：“礼岂为我辈设哉！”其实，他自己同样也是一身野服，虽然两人没有事先讲好，但在这点上，他们有心照不宣的默契。
所谓“野服”，就是平民百姓的寻常穿着，比较随意舒适。在中国古代，官人有专门的“朝服”亦即官服，正式场合不穿戴官帽官服，会被认为十分失礼，有时还可能引起不小的麻烦。
因天下汹汹的“乌台诗案”，苏轼于元丰二年末（1080年2月）由湖州知州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多，前后《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一批堪称东坡一生最杰出的作品，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就作于那段苦厄岁月。元丰七年正月，神宗手诏，给予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文士“特殊照顾”，许他移至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在今河南平顶山，比黄州（今湖北黄陂）距汴京要近得多。
诰命于3月抵达黄州。苏轼携长子苏迈于4月1日离开黄州，沿长江一路顺流而下，计划到扬州后再沿大运河折向北上。虽然路途漫长，但此时东坡的心情是这些年来少有的轻松愉快。父子二人一路上走得很慢，沿途游历了许多风景名胜，也会见了很多故交新知。今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的《题西林壁》诗和《石钟山记》文，都是作于这段旅程中。
苏轼比王安石整整年轻15岁，历经飞来横祸、九死一生，终于又站在了这位文坛前辈和官场上级的面前，他一时有些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委屈和愤懑，嘟囔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王安石不接茬，转而拉着东坡一起去畅游蒋山（钟山别称，亦称北山）。王苏二人金陵之会的这第一幕场景，可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当年的白鹭亭曾留下了东坡先生的亲笔题柱，其自记云：东坡居士自黄适汝，舣舟亭下半月矣。江山之胜，倾想平生，（名遂传于天下）。——元丰七年七月十四日，苏子瞻题。
坊间还流传着一个极可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段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两位大文豪这次金陵之会的第一个照面：
王安石在江边接到苏轼后，跟他打招呼寒暄：“好个翰林学士，我早早地就在这里恭候你了。”苏轼却一句客套话也没有，反而对王安石说起一桩古怪的事：江西抚州出产有名的“杖鼓鞚”（一种鼓类乐器），淮南有大富商愿出高价求购，听说有抚州人家藏了一件祖传杖鼓鞚，富商便不远千里来到淮南登门求售。但当富商敲击了一下这面古董鼓时，鼓却不发一声。抚州人气急败坏，走到一条河边随手就把鼓扔进水里，岂料这面鼓在水中却发出了美妙的声音，抚州人瞪大眼睛望着自己丢弃的鼓，不禁一声叹息：“你早作声，我不至此！”
抚州是王安石的家乡，淮南又是他担任第一份官职的地方。庆历二年（1042）春，王安石以第四名进士及第，随后被朝廷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他的这份差事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扬州市政府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王安石的第三任官职是舒州通判，也在淮南。早年他赖以一举成名的处女著作，书名就叫《淮南杂说》。苏轼故意杜撰这么一个故事，显然蕴含了双重的埋怨：一是怪王安石有眼无珠，不能赏识自己的才华；二是怪他在“乌台诗案”中不替自己说句公道话。
之所以说这个段子的可信度不高，是因为其中有个一望便知的明显“硬伤”。原文中有这么一句：“公（指安石）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待。’”事实上，苏轼出任翰林学士，是在一年半之后的元丰八年末、元祐元年初，此时距王安石去世只剩下几个月了。这则笔记被冠以陈师道《后山谈丛》之名，尤其令人不解。陈师道号称“苏门六君子”之一，照理说与东坡先生关系极为密切，他竟然会记错苏轼哪年当的翰林学士，岂非咄咄怪事？现存列于陈师道名下的，还有《后山诗话》一书，前辈学人郭绍虞便曾指出其“真赝相杂，瑕瑜互见，贵读者具眼识别之耳。”看来，《后山谈丛》也有同样问题，其中掺杂了很多并非陈师道而是他人所撰内容，其真实性也颇存疑。
二
不过，撇开具体细节的真伪不谈，苏轼此时对王安石仍怀有相当不小的怨气，似乎也是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东坡先生真是错怪了荆公。实际上王安石非但帮他说了话，而且有可能正是他的一句话，对“乌台诗案”的走向和结局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乌台诗案”是宋代政治史上一桩轰动事件，其来龙去脉以及牵扯的头绪复杂繁多，这里无法详解，只能用三言两语极简概括一下。
众所周知，苏轼、苏辙兄弟自始至终都是坚定的反变法派，他们在政治上也自觉地与“旧党”旗手司马光站在同一条线上。“熙宁变法”以后，苏轼写过许多讽刺、批判新政的诗文，这些诗文的写作前后历时近10年。元丰二年，攀附“新党”的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罗织了苏轼众多这类内容的诗文，起兴大狱，欲将苏轼置于死地。按说，在宋代比较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中，批评新法及执政者并不犯什么法，苏轼自己在面对审问时也对此供认不讳。然而御史们及当时宰执大臣中的个别人，如“时相”王珪，深文周纳、肆意曲解，给苏轼扣上一顶“包藏祸心”“谤毁天子”甚至有“不臣之心”的帽子，这可就是大罪了。
但如果据此就将这桩诗案理解为新党与旧党之争，显然也是简单偏颇的。苏轼下狱后，积极营救他的，除了有反变法派一边的张方平、范镇、司马光等人，也有众多变法派人士。其中奔走最力的，就包括“新党”得力干将、后来的哲宗朝宰相、领导“绍圣绍述”的章惇，还有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等。因此，“乌台诗案”或许确有变法派藉以打击反变法派的政治意图，但更多还是当时官场上的派系倾轧及私人恩怨。
而对于当朝天子宋神宗来说，他从未动过要杀苏轼的念头，因言杀人在宋代政治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苏轼当时是反变法阵营中叫嚣得最响亮者之一，又以文名享誉天下。欧阳修于熙宁五年（1072）离世后，他俨然已成新一代文坛盟主，在士林中号召力特别大。因此我个人推测，诗案虽不太可能是神宗主动授意的，但初期他并非没有可能想要借题发挥，以此案达到恫吓反对派、弹压反变法声浪的政治目的。故而他没有看到苗头不对就果断堵上台谏官的嘴，平息纷争，而是坐视其发酵。只是诗案后来搞得沸沸扬扬，令皇帝也颇有骑虎难下之感。
作为苏轼那几十首“反诗”抨击的主角，王安石当时已退隐好几年了。以他的身份，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怎么合适。再说，没准他内心里也未必不想看到不知天高地厚的苏轼吃点苦头。不过，事态的发展有些失控，案子越闹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王安石最后坐不住了，他跳出细节上的是非曲直，发出了一句“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的“灵魂之问”。有了王安石的这句话，正愁没台阶下的皇帝自然也就顺水推舟，于是便有了谪贬黄州的“从轻发落”。
尽管现在苏轼埋怨王安石“你早作声，我不至此！”也是有理由的，但后者毕竟还是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作声”了的。王安石当时的政治影响力一手遮天，据说“一言为决”。
劫后重逢，王安石并不想与苏轼谈论政治，特别是过去的这些是非恩怨。一来，这些年来因变法而起的天下纷争已让他身心俱疲，他不想再自找不快。二来，王安石从未认可过苏子瞻的政治才干，他欣赏的是他的文学才华。在更深层的潜意识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大概根本不屑于与苏轼讨论政治。就这点上说，苏轼之前抱怨“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说得也没错。
王安石把风尘仆仆的苏轼引至山中一座自己平日里经常光顾的佛寺，寺僧延请一行人到方丈室入座饮茶。他突然指指方丈案上一个硕大的砚台说：“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
所谓“集句”，即集前人的诗句，连缀组合成一首新的诗或词。有人说，这是王安石独家发明的。集句虽不是纯粹的创作，但对集句者掌握前人诗词之广度、文字能力之深度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王安石平素喜欢用集句来将那些登门拜访者一军，考一考他们有没有真才实学，“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
偏偏苏轼不吃这一套，他可是当时天下屈指可数的诗名并不在王安石之下的人。只听他应声说道：“那我先来一句吧：巧匠斫山骨”。语出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石鼎联句》诗。王安石大概是没料到对方出语那么敏捷，搜肠刮肚沉思良久，一时竟对不出下句来。他只好悻悻然给自己打圆场：“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
三
但苏轼并不愿意就此打住，他向来就不是一个谙于察言观色的知趣之人，这种性格决定了他一生的坎坷沉浮。同样的伤痕累累，令王安石不想再重提旧事，却让苏轼憋了一肚子的话要倾吐。好不容易单独面对引起这一切的昔日大丞相，苏轼忍不住要向他陈情。于是他说：“某欲有言于公。”王安石神色有些不自然，他猜想苏轼多半会翻“乌台诗案”的旧账。
但苏轼却说：“某所言者，天下事也。”意思很明显：不说我自己的事。王安石稍稍平静了些：“姑言之。”于是苏轼说了他对当时朝政的强烈担忧：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
他所说的西方用兵，指的是当时朝廷意图围剿西夏的“熙河开边”战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枭雄李元昊公开称帝，不再臣服大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宋夏战端自此开启。从神宗朝开始，北宋朝廷企图迂回夹击，蚕食进而吞并西夏，史称“河湟开边”。这一系列的战争随北宋朝政的反覆而时断时续，从神宗熙宁初年一直延续到徽宗朝，历时半个世纪之久，对北宋后期政治造成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这场由变法派新党主导的“河湟开边”战争依然众说纷纭、毁誉参半，议其功过难有定论。
苏轼所言“东南大狱”，应该是指发生在明州（今宁波）、杭州等地的苗振、祖无择、沈辽贪赃案，很可能也包含横加在他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
熙宁中，明州（今宁波）知州苗振，致仕后回到山东郓州（今山东郓城）老家。他在家乡买下了大片田产，又自明州购置大批上好建筑材料，用大船千里迢迢运回郓州，修建了一座富丽的堂府。当时有“田从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来”的讽刺诗句传到东京，向来痛恨贪腐的时任宰相王安石听到后大怒，便派了监察御史王子韶赴明州所在的两浙路按察其事。
相比于苗振，祖无择的名气要大得多。许多人或许都知道，孔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文宣王”，而历代朝廷对孔子直系后人的封号则是“衍圣公”。但很少人知道，这个册封的缘起，就是来自祖无择一封奏折中的建言。祖无择曾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据说王安石因为某桩事情认为祖无择不是个廉洁奉公的好官。
王子韶本就是个酷吏，他得了宰相的风旨，立刻在明州起狱鞠治苗振。凑巧，那时祖无择也在两浙路任职，以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的官衔知杭州。王子韶揣摩王安石之意，顺便就在杭州将祖无择也拿下。掘地三尺查了老半天，审问了一大堆人，最后只查到几件鸡零狗碎的小事。
这两起案子最终结案：已经致仕的苗振被削夺一切官职和荣誉，而祖无择受到降职处分。
沈辽的情况更奇怪，他出身钱塘世家，有一个在当代无人不知的叔父，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技术记录者——沈括。沈辽年轻时好学多才，卓尔不群，写得一手好诗词，尤工于书法。他也曾是王安石的相知，安石当国之初一度还曾想要重用沈辽，但后来沈辽不像叔父沈括那样成为新党骨干，他在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意见不合，两人就渐渐疏远了。
沈辽科举登科后嬉游京师，因年少轻狂，偶然在一个妓女的裙带上提了一首词，文辞大概有些不雅。因为他名头颇不小，字又写得好，故而这条裙子辗转售卖于东京街市上，后来被皇宫里的太监在大相国寺市场上买得，拍马屁送给了皇帝宠爱的一位嫔妃。那位嫔妃也没什么文化和见识，冒失地就把那条裙子穿在了身上，一天正好被神宗撞见，让他非常生气。王子韶被派往两浙路察访案情，皇帝知道此时沈辽也在当地的华亭县（今上海）当县令，便对子韶说：如今的士大夫真是全无廉耻，有个叫沈辽的，竟然在倡优衣裙上题写淫诗艳词，都跑到了朕的眼皮子底下！“如此等人，岂可不治？”王子韶得了天子圣谕，自然是一到那里就千方百计罗织各种罪状，对沈辽提起弹劾。此时的沈辽虽然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已经分道扬镳，但王安石毕竟念一份旧情，况且也很了解沈辽的为人，他多次在皇帝面前为沈辽申辩开脱，但神宗对沈辽的成见实在太深了，连王安石的劝解都听不进去。最终，沈辽在深文周纳出来的罪名之下被夺官削籍，流放到湖南永州。
四
王安石此时还想与苏轼打哈哈，他抬手向苏轼伸出两根手指，说：“此二事，都是吕惠卿始作俑。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百姓，怎敢妄议朝政？”
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器重的门徒，熙宁七年（（1074）4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特意向神宗推荐由他接替自己继续主持变法新政。岂料因此被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后，吕惠卿权欲熏心，为进一步登上宰相大位，竟反目将昔日恩师和提携者王安石视作最大绊脚石，用了很多卑鄙手段在背后算计他。这才有了王安石在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的二度入相。
苏轼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步步进逼：“说得没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为官事君的常礼。然而，当今天子对您像是对普通臣下吗？而您以常礼敷衍，对得起皇帝对您的一片厚爱吗？”
宋神宗对王安石“非常礼”的特别眷顾，不但是当时人所共知，还是以后千年里所有史家的共识。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历来追求所谓“得君行道”，然而能够实现这一理想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王安石即使不是唯一的，也一定是他们中最幸运和成功的一位。
据《邵氏闻见录》载，王安石听到这里，厉声说道：“看来我必须得说！”但他紧接着马上又说：“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按《邵氏闻见录》作者邵伯温（北宋理学先驱邵雍之子）的说法，王安石此时仍对吕惠卿在皇帝耳旁的谗言心有余悸，担心苏轼把他刚才的话传出去，酿成新的事端。
但我则以为，要说王安石对吕惠卿有如此忌惮，可能言过其实了。正史记载，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进谗言陷害王安石，非但没能打动皇帝，反而迫使他不得已召王安石二度赴京拜相，并将吕惠卿贬出京城。当然，另一层原因是吕惠卿与其他几位宰执大臣关系紧张。据此可见，这位当时30岁都不到的年轻皇帝对王安石有多么信任！其实，无论是西方用兵还是东南大狱，大多是王安石当国时期的事，把它们说成是吕惠卿肇始的，很明显是在敷衍推卸。只是我们无法得知，已归隐这么多年的荆公重提这些如烟往事时候的真实心情。因此，若上述王苏对话确有其事，更多不是因为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忌惮，而是缘于他此时对苏轼仍存有一丝防备之心。毕竟，二人之间从未如此坦诚相见、直抒胸臆，眼前的这位苏子瞻可是自己在政治上的死硬反对派。
王安石随后又引孟子的话试探苏轼：“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
苏轼把憋了好几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倾诉完了之后，心情顿觉轻松许多。他对王安石开玩笑说：“今日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磨勘，是唐宋时代对官员进行考核以决定其升迁的制度，到宋代形成了一整套极为严密而繁琐的程序，比之今日的职称评级和行政级别升迁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而每个官员都视这种论资排辈、按部就班的磨勘为畏途。
王安石“笑而不言”。
王苏之间的此段对话可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