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有一项“重大发明”， 叫“牛刀子战术”。
“牛刀子”取自中国一句成语“杀鸡焉用牛刀”。不过，多田骏是反其意而用之， 即“杀鸡要用牛刀”。意思是， 共军力量虽小， 但要认真对待。读过书的日本人对中国文化都略知一二， 多田看来也还读过几本中国的书。
多田骏是1939年9月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他的前任是“七七”事变时期的陆相杉山元大将。
杉山元是日军中“一击灭华”论的代表之一，他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提出的第一个侵华方案，竟然只要求增派3个师团的日军来华，其狂妄劲由此可见。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在他眼里，华北根本没有中国军队，既无中央军，也无共军，只有“残敌”和“匪团”。他在1939年4月主持制定的《治安肃正纲要》的第一章第一条就是这样写的：“治安肃正的目的在于，剿灭占领区内之残敌及匪团，彻底扼杀游击战争。”
翻阅一下作战记录，多田知道，对华北共军，不可忽视。
别的不说，单说1938年2月4日对晋东南进行的“九路围攻”。
那次， 日军先后出动3万大军“扫荡”晋东南， 结果连吃败仗。以与129师386旅作战的情况为例。
1938年2 月开始“九路围攻”，一开始就碰了个钉子。2月22日，荒井大队刚进入太行山的边缘， 就在井陉西南的长生口受到陈赓386旅的伏击，两个中队被歼，残部逃往井陉县城。
3月16日，16师团的粕谷部队和108师团的笹尾部队共1500多人从潞城出发，前往黎城。这是一支兼有押运任务的增援部队，押着几百辆大车，队伍拉得有好几里长。翻一座山，爬一道坡，这支队伍来到了神头岭。这里地势比较开阔，公路两旁只有一些光秃秃的小山梁，于是，队伍就休息起来。打开罐头，准备吃饱喝足再开路时，他们突然发现， 在几公里长的地段上的山梁上， 露出一两千张脸，“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敌忾的心像睁着眼的眼光，都可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日军关于此战的回忆)。
可是， 已经来不及了。只打了两个来小时，这支部队大部分被歼，死伤1000多人。仅108师团的一个辎重队，据日方记载，“计战死者290名，战伤者40名， 失踪60名，纸币15万元全部被夺去， 108师团遭受这样的损害是从来没有的。此外警备一小队也全灭了……潞安到黎城的道路上， 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 真觉得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这就是被日军称为游击战“典型战术”的神头岭伏击战， 出击部队为386旅的771团和772团，陈赓亲任总指挥。
重兵押运的大车队被全歼后， 一支汽车大队又接着挨了一次痛击。
3月31日， 14师团山田部队的180辆汽车从黎城开至涉县的响堂铺。这里是一段沙滩地，汽车速度很慢， 结果遭到猛打。山坡上， 朱德、彭德怀还陪同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军长、师长在观战。到上午11时，战斗结束，180辆汽车全部被烧毁，随车的森本少佐以下400多人被打死打伤。
谁打的 又是386旅。
386旅不但打车队，而且敢打日军的大部队。
4月12日，108师团步骑兵6000多人由长冶出发， 进击武乡、榆社。16日，一股日军来到武乡长乐村，受到386旅的围攻。日军陆续集结了3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大队和数百名骑兵前来增援。但打了14个小时之后，被包围的117联队1500多人仍被歼灭，增援部队也死伤不少。
长乐村之战，使日军只好结束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386旅损失也大，最令官兵悲痛的是772团团长叶成焕在战斗中受重伤，两天后，在医院牺牲。
除了这些记录外，多田骏又在上任前夕和上任前两个月遇到了损失上千的陈庄之战和黄土岭之战。
对这些失利，多田把它们归之于狂妄轻敌。阿部中将曾给儿女写信，说打仗是最轻松愉快的时刻。108师团受创最重的苫米地旅团的旅团长也是一个这样狂妄的家伙，他曾在给女儿写的信中， 附上一张挂有勋章的照片，得意地说：“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
除认为狂妄轻敌造成失利外，多田还认为过去的战术也不对。出动那么多的军队去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结果，你找他找不到，你不防范他却找来了。
鉴此，多田骏发明了一种“新战术”，即“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
具体而言，大体是这样的：
首先， 集中兵力一个一个地区地进行“扫荡”。控制这个地区之后， 就在这里大修堡垒， 并留一支部队驻守。同时， 用铁路公路将这些堡垒连接在一起， 发现情况， 就集中兵力“灵活进剿”。为了形容这些连接着公路铁路的堡垒的威力， 并提醒部属不要轻敌， 多田骏就把这种战术称为“牛刀子战术”。
“牛刀子战术”借鉴了蒋介石“围剿”苏区红军的经验， 更借鉴了关东军的“治安肃正”经验。
华北方面军有一名宪兵司令官，叫佐佐木，也是一位中将。此人曾长期在关东军中任职，据说在东北的“治安肃正战”中“有过伟大的功绩”，使中国东北的抗日武装, 从1932年的30余万锐减至1933年5月的12万, 又降至1934年春的3万，最后降到1937年年底的两万。佐佐木的基本经验，就是“分散配置”。他认为尽管分散配置会给部队的训练指挥造成许多“不利和困难”， “然而，为对付当前的分散游击之敌，舍此尚无其他良策”。
“牛刀子战术”把“分区扫荡”、“分散配置”及大修交通堡垒封锁沟的“囚笼政策”合成一体，给我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
其一， 根据地内原有的近百个县城到1940年夏只剩下阜平(晋察冀区)、涉县(太行区)、兴县、保德、河曲(晋西北区)5个。
不要小看一个县城， 只要占领了一个县城， 日军就可成立一个伪政权， 抓夫摊粮等事就有一个名义了。县城失陷后， 八路军的抗日县政权还在活动， 人民还得继续支持抗战。这就使根据地人民承受“双重负担”， 即“对抗日政权负担， 又对伪政权负担”。因此，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给敌伪以沉重打击。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对八路军有怨言。大家知道， 延安曾有人因为负担过重， 咒骂毛泽东。延安都出现过这种现象， 华北有少数群众动摇，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这种局面如任其发展， 三四十万八路军、游击队的生活问题将日益严重。
其二， 成片的根据地被肢解成小块。百团大战前， 已经被严重肢解的是冀中地区。原拥有44个县24个县城800万人口的冀中根据地，一个县城也不剩， 并被肢解成四面被围的大小20块， 有的根据地仅几平方公里， 大一点的也被东掏西挖，正在被继续肢解。
三大山区根据地局势较好，但也在被肢解着。如晋西北根据地， 日军以同蒲路为依托， 沿4条公路向西南插去。有两条公路，已完全将根据地隔开， 一条也只剩下几公里了，另一条则纵深了近100公里。除向西纵深发展外，日军又通过公路向南北扩展，对根据地进行蚕食。长此下去，山岳根据地也是危险的。
正当多田骏期盼着东北的“奇迹”在华北重现时，东京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总部给他出难题了。
东京大本营计划将85万驻华军队逐步减少到50多万，派遣军总部则要求华北方面军抽兵南下，参加宜昌作战。
多田骏极为域火，派主任参谋田村大佐回东京陈述。田村在1940年4月5日的福田(日本国内)会议上说，华北共军“力量非常强大，如完全放任其活动，华北将有变成共军跳梁之地的危险”。
东京方面和派遣军方面认为多田骏是夸大其词，以保持现有的兵力甚至要求增兵，对此不置可否， 并坚持要华北方面军减员并派兵南下。
多田骏更为恼怒，当派遣军总部派井本参谋到北平来调兵时，多田把井本轰了出去。井本先天晚上到，第二天清早就走，连正餐也没吃上一顿。
接着多田骏又派参谋长笠原少将去南京，于1940年5月18日拜会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中将。一番交涉后， 两人谈僵了。茎原用生硬的口气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共军，迅速确立华北治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为此，必须增加华北兵力，这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强烈要求。”
板垣也不让步， 说：
“派遣军总司令官已经决定，首先应增强在华中进行积极进攻的第11军，华北现有兵力没有增加的余地， 这是派遣军总部不容歪曲的态度。”
还有什么可说的? 多田骏只好服从命令，于1940年7月20日派出一支部队去华中，其基干部队为6个步兵大队和1个山炮大队， 还有一些附属的特种兵部队。
这时， 多田骏已在华北修有2740个碉堡据点。大多数据点只驻有一个日军分队带一个伪军排的兵力。6个步兵大队共有72个步兵小队， 72个步兵小队可分成200多个分队。多田骏一下就少了200多把“牛刀子”， 兵力更空虚。
多田骏虽比其他日军统帅重视八路军， 但他并没意识到八路军会对他的“牛刀子战术”有什么威胁， 理由是：
根据3年来的作战经验，多田骏认为，八路军的主要战术是分散的游击战，日军受到的袭击，基本上都是在出击途中疏于防范或误入绝地，据点中的日军是安全的。如1940年2月至3月的治安抽查报告写道：
太原及榆次：“在该两城内单独行动虽无危险， 但城外危险(白天)。”“城内安全而城外危险(晚上)。”
保定：“城内外数里治安良好， 无危险(白天)。”“城内安全， 城外单独行动即难保障(晚上)。”
满城：“县府所在地满城及其近郊治安大体良好(白天)。”“夜间有共军潜入掠夺或绑架青年(方顺桥附近)。”
“城内安全城外危险”这就是当时日军的一种普遍观念。所以，日军注意的是出击时的安全问题， 对据点内的安全则不太重视。即使是“西北、西南山地中共军队出没频繁”的满城， 也只是“以少数日军与县警备队协同负责维持治安”。
更让多田骏放心的是， 国共矛盾激化， “共军逐渐蚕食重庆国民党军队及杂牌军”， 方面军可以“巧妙地利用国共之间的倾轧和斗争”。多田骏甚至认为，他的任务已是帮助杂牌军“防止共军之潜入”。
此外，多田骏还在1940年3月断定：“当前匪团分离四散，缺乏集团作战力量，以小部队即能顺利地进行讨伐。”并将“分散配置”进一步变为“高度分散配置”。
谁知，八路军一改以往那种“扑一下就跑”、“分散游击”的战术， 突然来了个“集团作战”， 一下就把多田骏打得呜呼哀哉。
当多田骏想使出“灵活进剿”这一手时， 他发现正太、平汉、同蒲、津浦、平绥(今京包线)、胶济、白晋(白圭至晋城)、石德(石家庄至德州)八大交通干线和各主要交通线及沿线各中小据点同时受到袭击。“高度分散配置”的方面军又到哪里去调兵呢? 左抽右调， 七凑八凑，一直到8月26日， 即百团大战进入第7天时才调了2000多兵员至石家庄。几千把“牛刀子”顿时成为无人掌握的弃刀，摆在地上， 任凭八路军猛砸。这种仗，还打得好吗?
百团大战后来蒙冤含诟，一个基本原因是有人认为它所采用的战术不同于毛泽东大力提倡的游击战术。
事实上， 百团大战仍是游击战争。它的目的既不是为了争夺哪座当时还无法攻占的城市， 也不是为了守住哪块当时还无法把守的地盘， 不受一个固定的目标限制， 随时可以根据敌情的变化转移目标。所以， 朱德说， 百团大战是“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蒋介石更把它奉为游击战争的榜样， 要求各战区以此为“法则”， “加强敌后游击战”。
至于百团大战的规模不同于一般的游击战，打法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即不是“扑一下就跑”。那是因为百团大战又是一场交通战， 破坏一条铁路或公路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 必须坚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目的。
更重要的是敌人已采取“高度分散配置的态势”来对付我军的“分散游击”战术， 不改变一下战术， 这里“扑一下就跑”， 那里“扑一下就跑”， 还不是“扑”不到什么东西， 反而把自己“跑”得筋疲力尽吗? 打仗是敌我双方的事情， 不是你想怎么打就可以怎么打的。敌人这样打，我就那样打， 敌人那样打， 我就这样打， 这样才能把敌人打得服服帖帖， 举手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