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日本侵华的那段时期，穷凶极恶的日寇在华夏大地犯下了累累罪行。
然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位来自河南的农民，却收留了一名日本伤兵。不仅对其悉心照料，甚至在临终前，还嘱咐儿子要继续照顾好这个日本人。
后来，随着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个日本士兵寻找到了远在日本的亲人，他的故事也由此在日本国内广泛传播。有一个日本人听闻此事后，连连感慨：“再也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动的事了！” 那么，这位日本士兵回国后，又是如何回报照顾自己长达 47 年的“中国家人”的呢？
当时收留日本伤兵的农民就是生活在河南省南召县太山庙镇梁沟村的孙邦俊，这个故事要从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讲起。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滞留在中国境内的数百万日本军民，依据战后协议需被遣返回国。由于人数众多，遣返工作牵涉到诸多方面，像人员的统计、船只的调度等问题，因而不乏出现一些不愿回国，或者因伤病而掉队的日本人。
石田东四郎，就没有及时被遣返回日本，从而滞留在了中国。他头部受伤，又未得到及时救治，最终导致失忆，加上语言不通，为了生存，只能沿街乞讨。
1946 年秋，孙邦俊如往常一样，拿着从山间采摘的野货去集市售卖，以贴补家用。刚到集镇，他就目睹了这样一幕：一个流浪汉因偷取街边小贩的食物，正在被殴打。
在同情心的驱使下，他赶忙上前阻拦，并赔偿了小贩一些食物，这才救下了流浪汉。随后，孙邦俊询问流浪汉来自何处，并表示愿意帮助他回家。
令孙邦俊意想不到的是，流浪汉说了一通他听不懂的话，说完还举起双手，示意孙邦俊给他些食物果腹。这时，一旁的路人愤怒地说道：“他是个日本士兵，你别给他食物，让他饿死！” 看着日本士兵可怜的模样，孙邦俊内心五味杂陈。
说实话，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几位亲人就惨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孙邦俊本想赶走这个流浪汉，可内心深处的善良又让他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从自己的干粮中拿出一些分给了他。
没想到，这个日本士兵就像赖上了他，无论孙邦俊如何更换售卖山货的地点，日本士兵都始终不愿离开，甚至一路跟随到了孙邦俊的家。孙邦俊见状十分恼怒，只得将他赶出家门。
可第二天，孙邦俊开门时，又看到了这个日本士兵，原来他不仅没走，还在孙家门口过了一夜。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妻子张金荣拿起家中的扫帚要赶走这个日本士兵，日本士兵见状赶忙跪在张金荣面前磕头求饶，眼中还泛起泪花。
孙邦俊一家人都心善，见不得这样的场景。于是孙邦俊说道：“我们若不管，他迟早会饿死。”就这样，这个日本士兵成为了孙家的一员。
孙家收留日本士兵的事很快在村里传开，街坊邻居纷纷上门指责孙邦俊夫妇不该收留此人。更有甚者当场就要打死这个日本士兵，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好在孙邦俊夫妇及时阻拦，这才保住了这个日本士兵的性命。
在那个大家都难以吃饱肚子的年代，多养一个人就意味着给家里增添一份沉重的负担，即便如此，孙邦俊夫妇依然对这个日本士兵关怀备至。在收留他之前，这个日本士兵长期乞讨，饿得骨瘦如柴。
为给日本士兵补充营养，孙邦俊夫妇每天都会把自己的部分口粮让给他。几个月后，日本士兵虽然看起来仍有些消瘦，但相比最初，强壮了不少。
不仅如此，孙邦俊还在他左耳下方发现一处拇指大小的伤口，不断流脓。为给他治疗，孙邦俊请来了村里的郎中，甚至不顾自身安危，连夜上山采药。
或许是因为这个伤口，这个日本士兵变成了傻子，完全没有正常人的样子，整日疯疯癫癫。有时半夜醒来，他会跑到院子里叽里呱啦地大骂，还不停地抽打自己；有时无法正常吃饭，不知道去厨房盛饭，甚至在去厨房的途中打碎不少碗筷；就连孙邦俊夫妇给他做的棉衣，也被他扯得破烂不堪……
偏偏祸不单行，不久后这个日本士兵又患上了偏瘫，整日生活无法自理。为给他治病，不仅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孙邦俊还四处筹钱，妻子张金荣则承担起了照顾日本士兵的责任。
经过大半年的精心照料，日本士兵虽然康复，但也让孙家背负了几百元的债务。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对普通百姓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好在，通过孙邦俊夫妻的辛勤付出，村民们逐渐接受了这个日本士兵。因为不知道日本士兵的名字，大家渐渐开始叫他“老日”或者“老憨”。
据孙邦俊的女儿孙福莲回忆，这个日本士兵还有一个叫“李同”的中国名字。一次，有村民询问“老憨”叫什么。他思考许久，拿起树枝在地上画出两个极为潦草的字，看起来很像“李、同”，大家便开始称呼他为李同。
不过，县公安局给李同起了一个“小门野郎”的日本名字，并为他办理了外籍人士居住证。
随着多年的相处，村民也把李同当作村子的一份子，他们深知孙家人生活的艰辛，每到农忙时节，大家都会给孙家提供一定的帮助。每当村里发放救济时，村长也会在名单上写上李同的名字。
后来孙福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尽管在语言上无法与村民交流，但大多数村民总能明白李同的‘手语’。” 1964 年，积劳成疾的孙邦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之际，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李同。孙邦俊叮嘱儿女：“你们一定要照顾好李同，也要想办法找到他失散多年的亲人，让他们团聚。”
其实孙邦俊生前曾多次尝试寻找李同的家人，还多次向相关部门求助，可每次都无功而返。1972 年 9 月，随着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许多生活在中国的日侨开始返回日本寻找亲人。
遵照父亲的遗愿，孙保杰始终没有放弃帮李同寻找亲人。只是李同早已丧失之前的记忆，这让寻亲变得异常艰难。多年的努力毫无进展，孙保杰也不免有些灰心，他和妻子商量：“如果真找不到李同的家人，我们就为他养老送终。” 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孙保杰从县里的统战部得知，可以去百公里外的方城县向一个叫根本利子的日籍女子求助，他兴奋得一夜未眠。
次日，孙保杰就带着李同找到了根本利子。得知李同的故事后，根本利子感动得泪流满面，并当即表示愿意为李同寻找在日本的亲人。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人将李同寻亲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
1992 年，一个叫津田康道的日本男子，带领一支日本民间组织来到中国南阳访问。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确认李同是否是几十年前和自己一起来到中国的石田东四郎。
两人刚见面，津田康道就激动地喊出了李同的名字，显然，他已经确定了眼前这人的身份。但李同对这个名字毫无反应，随后津田康道又拿出他亲人的照片，李同看后依旧如此。
孙保杰见状，向津田康道讲述了父亲当年收留李同的经历。难怪如此，津田康道听完后，向孙保杰介绍起李同的身份，至此，李同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
李同，原名石田东四郎，日本秋田县人，曾就读于东京农学院，毕业后被日本军政府强制征兵入伍，参加侵华战争……
同时，津田康道还告诉孙保杰，石田东四郎如今还有一位亲人在世，孙保杰听后，也由衷地为李同感到高兴。
值得一提的是，石田小十郎得知哥哥还在世的消息时，一时间难以置信。为进一步确认此事的真伪，津田康道专门将两人的血液拿去医院化验。根据鉴定结果，在中国生活了 47 年之久的李同，就是石田小十郎以为“阵亡”半个世纪的亲哥哥。
次年六月，石田小十郎赶赴南阳迎接哥哥回国，孙保杰亲自将“李同”送到日本，受到了日本秋田县百姓的极高礼遇，几乎每天都收到记者的访谈邀请。
一次，孙保杰去秋田县附近观光旅游，火车上的游客认出了他，为表达对孙保杰的感谢，整个车厢的人都纷纷起身向他鞠躬致谢。尤其是秋田县县长，还特别表示愿为日军当年的累累罪行赎罪。
同时，日本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一个日本人听闻此事后，当场感慨不断：“再也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动的事了！” 就这样，中国孙氏父子收留日本伤兵的故事，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在日本民间，为了向孙保杰父子表示感谢，一批民间公益组织自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将筹集的款项全部用于南阳的建设。
日本秋田县增田町村与南召县太山庙镇结为友好对子，利用增田町当地苹果产业的优势帮助太山庙镇发展经济。此外，增田町政府还向南召县捐款 600 万日元，建造了“中日友好太增植物园”。
其中“太增”二字，指的就是太山庙和增田町。为进一步加深两地的友谊，自 1998 年以来，由日本政府出资，资助了多批研修生赴日学习。
后来，著名导演伍保国先生以这个故事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名为《生者的墓碑》的电影，感动了无数中日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