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29日晚，党中央在陕北枣林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对时任五大书记的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老总、任弼时进行了分工。
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仍然留在陕北，继续牵制胡宗南集团，而刘少奇、朱老总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到晋察冀，主要领导那里的土改以及军事工作。
之所以如此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安全起见，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晋察冀过去一年多作战，军事上十分被动，急需要调整。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开始，晋察冀军区便在军事上相继失利，首战大同集宁战役，便遭到失利，其后根据地的中心张家口又过早丢失，造成了根据地东西联系被切断。
晋察冀军区虽然也取得不少战果，但绝大多数都是在敌人进攻时被动防御取得的，没有全建制的歼灭过敌军，相比于华东、中原战场上连番歼敌，战果就要差得多。
事实上，华北在解放战争之初之所以打不开局面，和傅作义有很大的关系。
一傅作义是山西人，所以他的发家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阎锡山的晋绥系，包括我们后来一直说的傅作义嫡系的35军，最初也是属于晋绥系的部队。
在过去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傅作义打出赫赫威名，并积功累升，但早期他是以善于防守而出名的。
这一点体现在他年轻时候的两战。
第一战是天镇之战。
1927年1月，直奉联军联合晋军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当时平绥铁路上的天镇是国民军必经之路，阎锡山派傅作义率领八团驻守，顶住了宋哲元进攻。
第二战士涿州之战。
1927年6月，阎锡山意识到蒋介石所统帅的国民革命军势力强大，乃宣布倒戈向蒋介石，并宣布自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征得南京政府同意后，于同年7月指挥晋军兵出石家庄，9月底誓师讨奉。
此战最初晋军占上风，本拟配合北上的国民革命军作战，奈何当时国民革命军一时之间未能及时北上，奉军集中主力率先击破了晋军，阎锡山惨遭失利。
傅作义那时利用奉军换防之际，率4师直入奉军腹地，先占石家庄，后占涿州，遗憾的是，晋军各处都遭到失利，傅作义孤军反而被围在涿州，进退不得。
不过，后来谁也没想到，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部队，死守涿州达百日之久，阎锡山后来考虑到死守涿州已经无意义，于是下令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
1928年年初时，傅作义率领第4师残部出城接受奉军改编。
两次防守之战，成就了傅作义善守的美名。
傅作义发家的部队脱胎自晋绥系，受蒋介石、阎锡山的控制比较多，掌握一直很有限，虽然他在绥远虽然赢得了发展的机会，但绥远地处偏僻，对傅作义发展兵不利。
抗战全面爆发前，35军名义上辖两个师，即72师、73师，但实际上傅作义所控极为有限，可只能控制麾下的73师（当时驻扎绥远）。因为那时72师驻扎在山西，并不受35军直接掌握。
72师后来一直没有归建，至于73师，在1933年3月曾被调出单独组建59军，在河北顺义抗击日军，59军番号取消以后，下辖的三旅六团缩编为两个旅，改为35军直辖。
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哪怕是后来抗战爆发以后，傅作义名义上是个上将军长，晋绥军第7集团军总司令，可实控的部队只有两个旅。
忻口会战失利后，傅作义仅率所部两个旅打了太原保卫战，尽管明知道守不住，但傅作义仍然勇敢承担了这份责任，并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掩护卫立煌、孙连仲等中央军嫡系转移。
当然，太原保卫战期间，傅作义也充分发挥了善守的风格，给予日军重大杀伤，使得敌人无力南下。
傅作义后来赢得发展机会，完全是托了蒋介石的光。
过去蒋一直就有意分化阎锡山的晋绥军系统，包括像李培基、商震这样的晋绥军将领，后来都改换到了蒋介石门庭下。
傅作义出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上将司令，移驻晋西北，就是蒋介石的手笔，不仅如此，蒋介石后来还允许35军扩编，阎锡山当时很不高兴，借口傅作义在晋西北与贺龙率领的八路军又很多交往，攻击傅作义。
至抗战胜利，傅作义已经升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管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当时除了绥远，很多地方都是八路军根据地，蒋介石此举，就是要傅作义出兵去对付八路军。
二傅作义从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张垣绥晋公署主任，后来一直升任华北“剿总”司令。可以说是扶摇直上。
得了既定好处的傅作义，自然在战场上显得格外卖力。
在刘少奇、朱老总赴晋察冀根据地之前，傅作义与我军有两战最为出名。
一战就是大同集宁战役、一战就是张家口保卫战。
这两战之前我们聊的很多了，这里不多谈，但两战基本上都是利用了我军战略上的漏洞，客观上有相似之处，当然，能够抓住主要对手的漏洞，这本身也是傅作义在战略上很高明的一点，所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晋察冀根据地裁军削弱实力。
不过，这两战以后，傅作义主动出击就大大减少了许多。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傅作义也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之前大同集宁战役，傅作义纹丝不动，因为大同不是他的地盘，后来是蒋介石大手一挥，将大同划归傅作义十二战区下辖，傅作义这才出兵，同样，张家口之战也是如此。
傅作义就任张垣绥晋公署主任后，与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任主任）一起隶属于北平行营，可因为保定绥靖公署实在不争气，接连几战打的都很被动（被我军揍的），更凸显傅作义的重要性。
当时，驻防石家庄的罗历戎在蒋介石视察时，还跟蒋介石叫苦，说石家庄周围都是解放军的根据地，自己一个堂堂军长，连蔬菜也吃不上，只能跟大头兵一起抢饭吃，结果被蒋介石指着鼻子怒骂：
“共产党走到哪儿都有饭吃，你罗历戎拥兵数万，却只知道伸手要援助，真是恬不知耻，无能至极！”
1947年12月，孙连仲灰溜溜的跑到南京，直接建议蒋介石，不如就把傅作义调到平津，统一负责两地的战事，蒋介石那时正有意处理李宗仁的北平行营，所以大手一挥，让傅作义出任华北“剿总”司令，统管华北五个省。
按照实际归属，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也归傅作义的华北剿总管，但傅作义拉不下脸来去管这个老上司。
至此，傅作义达到了人生顶峰。
三傅作义出任了华北剿总司令，手握五十万大军，但他出兵愈发的小心谨慎，不肯轻易出兵。
1948年1月涞水战役，傅作义最初也本不欲动兵，奈何当时我军在保定营造的攻势太大，一旦保定有失，他这个华北剿总司令也坐不安稳，这才派了嫡系的35军增援。
临走前，傅作义还再三嘱咐鲁英麟，不要贪功冒进，可惜傅作义的这些老部下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一根筋。
同月12日，35军下辖的新编32师在拒马河与郑维山率领的三纵交手，消息传过去以后，傅作义立马提醒鲁英麟不要冒进，可鲁英麟却浑然忘了老大哥的嘱托。
结果就是，涞水战役中，新编32师被我军全歼，只有残部逃出，101师也损失了一部分，35军军部被我军合围，鲁英麟狼狈逃回了高碑店。
鲁英麟心里很清楚35军在傅作义心里的分量，自知无法交代的他，最后选择自戕而亡。
傅作义之所以用兵谨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手里牌不多，不敢轻易出。
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保卫战，傅作义之所以敢动手，主要是因为蒋介石许以利益，加上还有其他国民党军配合（实际上也没配合，完全是傅作义钻了空子），才能取胜。
哪怕是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以后，整个华北就都成了他盘子里的肉，可傅作义对中央军嫡系的控制基本等于零，他能调动的仍然只有自己麾下依托于35军建立起来的嫡系。
更为关键的是，傅作义已经意识到我军战略战术上发生了变化。
从1947年5月刘少奇、朱老总东渡黄河到晋察冀以后，对军事做了重点整顿，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也变得敢于打大兵团作战了，特别是清风店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还趁势夺取了石家庄。
傅作义那时当然不可能意识到，我军“以华北配合东北”的战略，但他很清楚的认识到，只要他敢轻举妄动，一旦被我军完成战略包围，损兵折将，那么他今后将无牌可打。
从1948年初开始，傅作义采取分区防御的策略，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区，并对华北五省的军队进行整编，成立以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平绥铁路为防御核心的三个兵团。
不过，傅作义的被动防御的策略并没有让他省心，反而令他更加焦虑，因为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机动灵活，在平汉线、平保线、平张线之间来回运动，令傅作义疲于奔命。
特别是后来，保北战役结束以后，华北我军也证实了一件事，除了傅作义重点固守的几个大城市之外，他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毛主席显然注意到了，傅作义惜“牌”如金的情况，但同时也知道，如果不让傅作义把牌都打掉，那么他始终有依仗，和平无从谈起。
辽沈战役，傅作义围绕北平、天津、塘沽摆了“一字长蛇阵”，为了保自己一条退路，傅作义把自己本系的部队置于平绥线，为退守西北边陲留下后路。
1948年11月29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围攻张家口。
张家口是傅作义安排西撤的重要通道，紧急之余，傅作义决心派35军驰援。
也许有人奇怪，明知道我军可能围点打援的情况下，傅作义为何还要派嫡系的35军出动？
这实际上是，傅作义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有两个方面：
一、误认为东野还要休整三个月才入关，我军仅依靠华北的部队，应该吃不下他的部队。
二、我军华北地区的部队实力不够，过去一年（指1948年）一直以佯动、牵制为主，所以傅作义判断，我军这次可能又是在佯动，完全没考虑到可能是一次大的行动。
也因为傅作义有这两个判断失误，35军后来没能再回到北平。
整个新保安战役，傅作义损失的不仅仅是35军，同时还有增援的安春山的104军，16军也有不小的伤亡，另外就是守张家口的孙兰峰数万大军也都损失了。
傅作义没有了牌打，就只能走和平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