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魁立的一头银发比以前稀疏不少。他今年90岁，早上泡咖啡时，一勺奶粉从罐子舀出来，抖落了三分之一。在独居的日子里，他很认真地面对一日三餐。“不比以前年轻的时候了，按时吃饭是大事。”刘魁立说话中气很足。

刘魁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我国一些传统节日能成为国家法定假日，得益于他的推动。他提出的共享性原则及整体性保护原则，也成为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

如今，他还在为中国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奔波。一些民俗学专家敬佩刘魁立的敬业精神，也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不过，刘魁立觉得还行。要不了多久，他将抵达济南，去山东大学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

1953年，刘魁立毕业于当时的哈尔滨外国语学院。1955年，他被派往苏联留学，入读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61年，学成归来的刘魁立在黑龙江大学任教。几年后，又被调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最早将欧洲民间文学理论引入中国的专家，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故事学理论。此外，他的倡导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的融合。

12月7日，刘魁立在家中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他谈到了自己小时候的过年氛围、春节申遗的重要意义等多个问题。他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能很好地表现在中国人过年这件事上。他还提到，希望我国春节法定节假日能增加至7天。

春节申遗成功，意味其开始成为全世界需要关注的事

新京报：不久前，“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你曾深入参与申报工作的讨论，你认为此次春节申遗成功，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意义？

刘魁立：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要怎么过春节，但很少有人真正去思考为什么要过春节。有些时候，我们随着惯性去完成一件事情，其具体过程会遮蔽我们对事件本身意义的追寻。时代在变化，文化在流动，传统节日的本质内涵需要被重视。春节申遗成功，或许能唤醒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以前的马车会贴上“日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的对联，猪圈鸡舍也会贴上“六畜兴旺”的横批字条。春节贴春联，寄托的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愿景。再比如，原本代表污秽的垃圾，在农历除夕到正月初五之间，瞬间成为财富的象征，大家不再往家外扫，而是往回扫。当然，还包括敬天敬地敬人的这些仪式。这反映的是，过春节重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一过年，你走在街上，每个人都喜气洋洋。一些不认识的人会互相问候一句“过年好”。春节拜年，祈福祝愿，之前意难平、气不顺的事统统翻篇。从这个角度来讲，过春节，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此外，人们在过春节时，会更加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提升自己的道德标准。例如，大人劝导小孩要不哭不闹，不能恶言恶语、说不吉祥的话。

总而言之，过春节重建了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的价值关系。

新京报：你记忆中小时候的春节与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刘魁立：首先要说一点，以我的看法，我还是更愿意把“过春节”叫成“过年”。“过年”是从一个时间周期过渡到一个新的时间周期，这个过渡的关节，被称为“年”。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确定使用公历纪年后，以前农历“新年”的称谓就被“公历1月1日”这个称呼所代替，农历的正月初一此后则被称为“春节”。从时间来看，“新年”的叫法历史更久，“春节”这个词是1914年才开始使用的。“过年”二字，在中国人的心中的地位和分量更重。

我们小时候，过年的仪式感很强。大家要剃头洗澡、换上新衣。除夕晚上放完鞭炮后，一家人就围在家里吃年夜饭，当时饭桌上还会放一副空的碗筷，象征性地留给祖先。现在一家子过年可能要组团出趟国，大年三十吃年夜饭也可能是在餐馆里解决的。以前年味浓，一入新春，万象更新，就感觉整个世界换了个模样。感受最深的是，小孩子会非常幸福，他们平常实现不了的愿望会在这个时候得到满足。大人们也以孩子们为核心，围着他们转。

新京报：这两天有不少人谈到“春节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意味着春节需要被保护？”你怎么看待这种疑问？

刘魁立：不是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就一定意味着某项民俗文化或传统节日面临危险、需要保护。节日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再现，也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单就春节来说，申遗成功突破了之前时空与地域的限制，春节开始成为全世界都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春节的功能和意义也将在更广阔的地方发扬出去。

“申遗排队”是复杂问题，传统节日重要性都一样

新京报：湖北有“年小月半大”“月半大似年”的谚语，强调元宵节的重要性。人们希望元宵节能拥有自己的法定假日，或者希望元宵节也去申遗。在传统节日的申遗上，有前后重要性之分吗？

刘魁立：节日是一种公共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大家总有着一些共同的思维念想、行为活动或规范要求。每个节日呈现的象征物和象征符号也多种多样。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来说，传统节日有着比集体休息更为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节日价值的内涵。

当节日成为文化认同甚至是国家认同的一个标志时，其重要性都是一样的。什么节日要申遗、哪一年报哪一项，不绝对是由项目本身的价值决定的。“申遗排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方方面面。

像早些年的昆曲和古琴，它们离多数的老百姓还是有点儿远。有时候，一些受众基数小的民俗艺术文化，人们更能直观地看到它们的价值与意义。再加上在已有系统的研究之下，更容易形成完备的申报书，所以申遗都比较靠前。项目申遗的前提是，我们对项目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当然，我们在申报过程中也会考虑其他问题，比如有些国家申报非遗项目，我们发现这些项目的内容实际上我们才更有话语权或绝对权威，此时我们肯定会通过申遗，把这些内容彰显出来。

新京报：春节申遗成功后，羌族的传统新年“羌年”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要如何看待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申遗以及其保护和传承的问题？

刘魁立：受汶川大地震影响，羌族民众的村寨房屋以及活动场所受到损毁，羌族文化遭受了巨大损失。“羌年”在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庆典，它是集民间信仰、口头传统、法事技巧、歌舞表演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这种以口传身授的方式保存且延续着历史的记忆与文化的传承。2009年，“羌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关于申遗问题，还是要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五大分类：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满足相关要求，符合普世价值就可以申遗。

在保护和传承的问题上，像“羌年”这类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也与春节一样，我们要阐发这些节日的现实社会意义与功能，挖掘、提炼和发扬节日的象征符号体系，让大量优良节日习俗成为共享的节日元素。让大家向往传统节日，热爱传统节日。

我国节假日并不算少，只是太分散

新京报：为什么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刘魁立：要想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割裂它与物质文化内容的关系。非物质中那些经验、智慧、技能，要通过创造性发展，才能在物质的生活方式上得以表现。我一直强调，非遗不仅仅是历史现象、历史存在，它更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同时，要保护好非物质的内容，才可以不断地创造出物质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受到时空的影响，其自身会产生变化来满足人们的需求，并且与大众会产生新的互动。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文化自身的调适过程。

新京报：有网友指出现在节假日太少了。你认为，当前我国的假日体系和节日体系要怎么进一步协调？

刘魁立：仔细算算，我们通常一年有104个双休日，再加上十多天的法定节假日，其实也不算少。之所以大家觉得少，是因为这些休息日太分散了，没有那么集中。至于放假长短的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等多个因素相关。

在以前，我国的假日体系和节日体系不太相配，表现为有节没假。从2006年底开始，我带头做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主要是对我国传统节日的起源、流变和文化内涵进行阐解，也给节假日体系的改革问题提出了建议。一年后，清明、端午、中秋就被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各放假一天。这是《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制定以来，进行的第二次修改。从最新的修改来看，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增加2天，放假总天数由11天增加至13天。这也说明，节假日放假安排是在渐进式优化。

新京报：这次《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修改，春节假期得到延长，把除夕纳入进来。你对此如何理解？

刘魁立：以前，除夕主要靠调休或者灵活休假进行保障，现在将除夕纳入法定节假日后，也是让全体中国人更好地享受传统节日带来的团圆美好。

实际上，我们也一直在谈论、关注春节法定节假日该放几天的问题。我个人非常希望春节法定节假日能增加至7天，这样一来，顺带前后4天，一共是11天，这就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这个特殊时段的需求。

我估计，春节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再次增加春节法定节假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新京报：春节申遗成功后，接下来该如何更好地传承发扬春节文化？

刘魁立：申遗成功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一句话总结就是，把年过好，让“年味”提升它原本应有的地位。

新京报记者张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