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曾见证了诸多风云人物的跌宕命运，其中就有北宋宰相章惇。他的故事，交织着权力的纷争、性格的张扬与命运的无常，而他被定义为“奸臣”的历程，更是一段充满争议与思考的历史篇章。
章惇并非出身平凡，他自幼聪慧，才华出众，凭借自身努力踏上仕途。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 ）的科举考场里，章惇与苏轼同登进士第。这一榜后来被称作"千年龙虎榜"，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人都位列其中。放榜那日，章惇却因侄子章衡中了状元而耻居其下，竟将敕牒烧毁，两年后再考依然高中。这种好胜的个性，既成就了他经略四方的功业，也埋下了人生悲剧的伏笔。
在陕西任上时，章惇与苏轼曾相约游山，偶遇猛虎。苏轼勒马而返，章惇却独鞭铜锣惊退猛兽，归来笑言：“子定不如我。”这种锋芒毕露的自信，在后来的党争中化作致命的利刃。
乌台诗案时，整个朝堂噤若寒蝉，唯有章惇敢在御前为苏轼辩白，甚至怒斥宰相王珪：“舒亶的唾沫你也吃？”这份肝胆相照的义气，让苏轼在流放途中含泪写下：“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在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就展现出了果敢决绝的性格特点。熙宁变法时期，章惇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积极推动变法措施的实施。他不惧旧势力的反对，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在农田水利、青苗法等诸多方面努力践行新政策。
例如，在兴修水利工程时，面对工程中的重重困难，如资金短缺、地方势力阻挠等，章惇毫不退缩，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强硬地推进工程进展，展现出了卓越的执行力和果断的决策力。这种性格让他在变法派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朝廷中的重要人物。
然而，章惇的果敢在某些时候也演变成了刚愎自用。绍圣年间，他再度成为宰相，此时他对政敌展开了猛烈的打击报复。他执政期间，对元祐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将司马光、苏轼等一众反对变法的旧臣纷纷贬谪到偏远之地。
他的手段极为强硬，甚至到了不顾情面的地步。比如苏轼被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这其中章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对政敌赶尽杀绝的做法，让他在朝廷中树敌众多，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隐患。
真正让章惇命运急转直下的，是哲宗驾崩后的立帝之争。当时，向太后与章惇在立帝人选上产生了巨大分歧。章惇依据礼律，认为应当立哲宗同母的弟弟简王赵似为帝，若不行，则应立哲宗长弟申王赵佖。而向太后想立哲宗的次弟端王赵佶为帝。
朝堂之上，章惇据理力争，甚至厉声反驳向太后，毫不退让。但最终，在枢密使曾布、尚书左丞蔡卞等大臣的支持下，向太后成功立端王赵佶为帝，即宋徽宗。这次事件后，章惇在朝廷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徽宗开始清算章惇。左正言任伯雨弹劾章惇久窃朝柄、迷国罔上，尤其指出他在哲宗驾崩变故仓促之际，心怀异志。任伯雨的弹劾言辞激烈，甚至提到辽主听闻章惇被贬后的反应，称其罪大恶极，人神共愤。
宋徽宗采纳了任伯雨的奏疏，将章惇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后又进一步贬至雷州司户。就这样，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章惇，踏上了前往雷州的贬谪之路。
雷州在当时属于偏远荒蛮之地，环境恶劣，瘴气弥漫。章惇到达雷州后，生活陷入了困境。而此时，他的儿子章援因担忧苏东坡他日入朝后会报复父亲当年将其贬至海外之事，写信给东坡求情。
苏东坡展现出了高尚的胸怀，在回信中不仅没有提及过往恩怨，还对章惇的生活和养生提出了建议，尽显君子之风。相比之下，章惇曾经的强硬与决绝，此刻显得格外落寞。
章惇的结局极为悲惨。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十一月，舒州团练副使、湖州安置的章惇去世。他虽有四子连登科，但死后却无比凄凉。死之日，群妾争分其钱财，无人顾尸，甚至尸体停放数日，手指还被老鼠啃食。曾经在朝堂上叱咤风云的宰相，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令人唏嘘。
在北宋新旧党争的惊涛骇浪中，章惇的命运恰似一叶孤舟，始终在道德审判的漩涡里挣扎。
这位生前以刚直自持、从不结党营私的宰相，却在身后蒙受双重污名：既被元祐旧党斥为"乱国枭雄"，复被自诩新党的蔡京集团钉上"奸邪"标签，甚至名字被镌刻进《元祐党籍碑》的耻辱名录。
当《宋史》编纂者将他的生平写入《奸臣传》时，这位历经四朝的老臣已然在历史迷雾中化作矛盾符号。他既非元祐诸贤的同道，亦非新党权臣的盟友，却在两派此起彼伏的声讨中，成为映照时代裂痕的悲情镜像。
那些镌刻在石碑与史册上的道德审判，终让这位曾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在是非功过的混沌中模糊了面容。
章惇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政治行为，果敢时能成就一番事业，刚愎时却又引发诸多问题。他的命运，是北宋末年复杂政治局势的一个缩影。
在权力的漩涡中，他未能把握好平衡，最终身败名裂。而他被贬雷州的经历，也成为了雷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让后人看到了历史人物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挣扎。
或许，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忠奸”论之，而应深入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全面审视其一生的功过是非，这样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