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最早的商会，既有枪还能印钱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广东雷州府城的咸泰号、同丰堂等十二家商号，在晚清实业救国的号召下联合起来，共同组建了“雷州商务分会”，作为广州总商会的分会，人们习惯称之为“雷州商会”，负责统筹雷州府的商业事务。 这个以广州总商会为依托的新组织，不仅继承了传统商帮的职责，更预示着岭南商业社会正朝着现代治理的方向转变。 首任总理陈国钧，是一位拥有在籍花翎四品衔身份和福建石码通判经历的士绅。他凭借丰富的政治资本，成功搭建起官府与商界之间的桥梁。商会的管理体系中，包括陈国钧在内的二十位会董，既有科举出身的文人，也有经营有方的商界巨头，他们共同构建了“总理—会董—会员”的层级结构，将原本松散的民间商号整合为一个有序的社会组织。商会每届任期一年，1913年废府存县后，雷州商会更名为“海康商会”。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商会如同航行在时代洪流中的船只，不断调整方向以适应社会的剧烈变化。 从宣统三年（1910年）到民国初年，商会主要由清末遗老主导，他们像一艘挂着传统风帆的旧船，由梁禹畴等士绅型领袖掌舵，延续着科举时代的治理方式。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恶化，匪患横行，梁禹畴在1920年执掌商会时，不得不带着雷州知府的亲笔信北上广州，为地方争取武装商团的合法性，但最终未能如愿，于1923年逝世。 到了1925年，国民革命的浪潮席卷广东，商会这艘旧船开始注入新的活力。留日归国的许克生取代了士绅阶层，成为商会总理，他将日本明治维新的理念引入商会管理。许克生等人的产业资本，使商会减少对传统官场资源的依赖。 商会还走上了武装化的道路，这是乱世中的生存法则。经省府批准，商会组建了商团武装，负责维护市场秩序和抵御土匪侵扰。这支准军事力量直到1943年日寇入侵时才解散。 1927年实行的主席制与1945年改组的理事制，标志着商会从封建官僚的附属机构向现代企业治理组织转变。洪毓英、陈培元等本土实业家接手后，商会的角色更加多元化，不仅协调官商关系，还涉足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创新和地方教育等领域。 商会的经济创新始终与时俱进。例如，1927年，商会响应政府号召，发动商户集资修建公路，通过设立收费站实现本息回收，这是基础设施民营化的早期尝试。1932年，商会又动工建设城内市场，资金来源多样，包括宏济医院的拨款和商会的贷款支持。商户以股票为投资凭证，参与市场收费管理，年终还可获得利息。 在抗战时期，商会展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生存智慧。他们组织焚毁日货大会，凝聚商民的抗日热情；创办职业学校，传授谋生技能；在灾年发动商户捐款捐物参与救灾。 1947年，商会还经民国政府批准，印制了一、三、五分面额的辅币在市场上流通。虽然由于通货膨胀仅存在了两年，但这开创了地方商会直接参与货币发行的先例。这些举措既解决了市场流通问题，又展现了商会在特殊时期的财政创新能力。 在1949年政权更迭的前夕，商会已深深融入地方治理体系。陈培元主理的最后一届董事会，既要应对战后经济重建的挑战，又要处理新旧政权交替带来的不确定性。虽然商会发行的辅币已成为历史，但它在税收协商、纠纷调解、公益事业中的角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官商共生”模式。 回顾这段四十年的商会历史，它既是岭南商业文明发展的缩影，也是官商互动的生动写照。从士绅主导的传统商帮到具有现代治理架构的社会团体，雷州商会在动荡中完成了蜕变；从单纯的行业组织到多功能平台，它在乱世中的每一次突破都反映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如今，虽然雷州商会的历史光环已逝，但它留下的治理智慧和商业精神，仍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