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雷州半岛，原本是一片宁静的渔盐之地，却因盛产珍贵的“南珠”而陷入了长达两百年的苦难深渊。
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朝廷下令采珠起，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终止采珠，数十位太监以奉旨采珠之名进驻雷州，将这座边疆之城变成了宦官专权的试验田。他们身披蟒袍，手握圣谕，在远离京城的南海之滨，书写了一段充满贪婪、暴虐与反抗的黑暗篇章。
明朝时期，太监机构体系庞大，有所谓“二十四监”之分，各监职责明确，分管不同事务。当时，被派往雷州半岛的太监大多出身于内官监，官居正四品，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不低。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宦官干政之害，曾立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的严令。然而，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却悄然打开了制度的缺口。
郑和下西洋后，明朝太监的影响力急剧膨胀，获得了出使、专征、分镇、刺探臣民隐私等大权，权势日益猖獗，也催生了东厂、西厂等由太监掌控的特务机构。
当雷州府的乐珠池成为皇室珍宝的重要来源时，太监们便以“为皇家采办”为借口，开始了他们的权力扩张之路。
在过去，海水珍珠养殖业尚未发达，沿海珍珠多为野生或简单围养，极为稀有且价值连城。古语有云：“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雷州半岛北部湾沿海是优质南珠的重要产地，深受明朝皇帝的重视，因此多次派遣太监从京城前来采珠。
在明永乐年之前，并无专职官员负责采珠。后来因宫内需求增多，到了正统初年，朝廷才开始派遣两名太监镇守雷州府与廉州府的珠池。其中，最早派到雷州府采珠的太监名叫张勇。
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后，大量太监涌入雷州府，他们任职时间长、权力大，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使得远离京城的雷州府也陷入了“太监之乱”。
这些太监手握财政大权，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自成化至嘉靖年间，太监在广东共采珠六次，花费最多时达2.8万两白银，最少时也有4000两。他们还享有司法豁免权，地方官员无权过问他们的行为；甚至能插手地方人事安排。比如弘治年间，太监陈贯被封为“钦察提督珠崖监管廉琼地方印绶监”，相当于钦差大臣，将势力范围从雷州扩展到广西廉州与海南琼州。
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捞取好处的“肥差”，更是一块可以肆意妄为的法外之地。可以说，太监在雷州就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采珠是一项极其危险的生计。疍民需要赤身潜入数丈深的海底，在鲨鱼的威胁下徒手捞取珠蚌。万历《雷州府志》记载，正德五年的一次采珠行动中，有30余名珠民葬身鱼腹，而太监牛荣却仅以“风浪所致”四字轻描淡写地敷衍了事。更为残酷的是，珠民有时甚至拿不到一分钱的工钱，还需要自备竹篓、绳索等工具。
嘉靖年间，都御史林富揭露了守珠太监的罪行：他们将朝廷拨付的运输费全部私吞，强迫百姓无偿服役。当珠池产量下降时，太监们又发明了新的敛财手段。正德五年，牛荣勾结乡绅张某，以“充公”为名强征民产，每户需缴纳20两“免役银”，这笔钱足够五口之家生活一年。
起初，这些太监只在遂溪乐民镇的珠池周边活动。到了明成化年间，他们便迁入雷州城，开始祸害百姓。
正德十四年（1519年），太监赵兰听闻乡绅陈富家资丰厚，竟罗织罪名将其下狱，并用烧红的铁帚烙其背部。陈富之子为救父自愿顶罪，赵兰却施以炮烙之刑，将其活活烫死。
当雷州知府王秉良试图劝阻赵兰强征民船时，反被诬告“怠慢皇差”，在公堂上遭私刑拷打致残。这些宦官将雷州视为他们的私人领地。
弘治年间，太监陈贯巡视雷州时，仪仗队堵塞道路，鼓乐喧天，轿夫多达十六人，公然僭越了亲王的规制。万历年间，李凤、李敬分别担任矿监、税监，设立“太监厂”掌控市舶贸易，七年内挥霍了五千万钱，相当于明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六十分之一。
雷州百姓的反抗如同暗流涌动，在压迫中积蓄力量。嘉靖年间，遂溪珠池周边的村落“十室九空”，百姓宁可躲入深山也不愿服役。正德年间，乐民镇的八百余户珠民集体逃亡至海南儋州，导致珠池荒废整整三年。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举人陈时雍率领百余名士子跪伏在官道上，控诉太监祸国殃民的罪行。皇帝迫于压力不得不撤回赵兰。
最激烈的抗争发生在万历三十五年（1597年），疍民首领周大勇率领众人夜袭乐民太监厂，将李敬积攒七年的珍珠付之一炬。熊熊火光中，两百年的压迫与屈辱化作了冲天的烟尘。
这场始于洪武、终于万历的暴政，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随着李敬被召回京城而落下帷幕。
珠池的血泪，永远警示着阉宦之祸。大明王朝的统治根基，就是在这些蟒袍宦官的肆意妄为中悄然腐朽的。当采珠太监挥霍的白银化作妃嫔冠冕上的南珠时，北方的女真铁骑正蠢蠢欲动；当雷州士子血书陈情之际，紫禁城里的皇帝仍在为“国本之争”与文官争斗不休。
历史终究给出了残酷的答案。那些在雷州半岛凌虐百姓的太监，不过是帝国崩塌前的最后一批掘墓人。他们的暴虐不仅摧毁了无数家庭，更在南海之滨埋下了王朝覆灭的伏笔。两百年间，珍珠映照出的不仅是皇室的奢靡与腐朽，更是一个庞大帝国如何被失控的权力逐渐蛀空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