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授予阎锡山，冯玉祥一级上将军衔，为何却无视龙云，刘湘？

世人皆知民国时期群雄割据，军阀林立，却鲜有人知在1935年那个风云变幻的春天里，蒋介石一次性册封了二十九位上将，其中不乏＂山西王＂阎锡山、＂西北王＂冯玉祥这样的一方诸侯。然而，同样盘踞一方的＂云南王＂龙云和＂四川王＂刘湘，却只能屈居二级上将之列。

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局面错综复杂。云南、四川作为富庶之地，其军事力量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地区。龙云的滇军、刘湘的川军，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蒋介石为何要在军衔的分配上如此厚此薄彼？

1935年初，南京西华门外的一栋小楼里，灯火通明。蒋介石正在翻看一份特殊的军事档案，这份档案记载了当时全国各地军阀的军衔称号，令人啼笑皆非。

＂主席，您看这里。＂军政部次长钱大钧指着档案说道：＂仅仅是山东一省，就有五位将领自称＇上将军＇，称号更是五花八门。＂

这份档案里记载的军衔称号，可谓是民国军阀混战的一个缩影。有的自称＂威武上将军＂，有的自称＂镇国上将军＂，甚至还有人自封＂护国大元帅＂。这种混乱的军衔体系，不仅影响军队统一指挥，更是造成了军阀割据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5年2月15日，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蒋介石在军政部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军制改革。会上，蒋介石拿出了一份由何应钦亲自起草的《军衔整顿条例》。

＂诸位，＂蒋介石说道：＂我们的军队，需要一个统一的军衔体系。这不仅关系到军队的指挥，更关系到国家的统一。＂

这份条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将上将军衔分为三个等级：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特级上将只设一个名额，由国家最高军事统帅担任。一级上将定额八人，二级上将定额二十人。

在场的将领中，有人立即提出质疑。＂主席，＂广西将领李宗仁说道：＂这个名额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全国有二十八个省，每个省都有实力派军阀。＂

蒋介石却早有准备：＂军衔不是论资排辈，而是要看对国家的贡献。北伐之功，剿匪之劳，都是重要的考量标准。＂

这番话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座的将领中，有不少人都参加过北伐战争。而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北伐的军阀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就在这时，何应钦拿出了另一份文件：《军衔授予细则》。这份细则详细规定了军衔评定的标准，包括军事功绩、部队战斗力、对中央政府的态度等多个方面。

3月1日，军政部正式下发了《军衔整顿令》。这份命令要求各地军队在一个月内完成军衔整顿工作。同时，还规定了新的军装样式和肩章标准。

令人意外的是，这项改革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原因很简单，蒋介石在军衔分配上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军衔与实权分开。也就是说，军衔的高低并不直接影响各地军阀的实际控制力。

4月15日，在南京中山陵下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蒋介石亲自为这些新任命的上将们授予军衔证书和肩章。这一天，也标志着国民政府军队有了真正统一的军衔体系。

在授衔仪式结束后，蒋介石特意在中山陵前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二十九位上将整齐列队，胸前的将星闪闪发亮。这张照片，成为了民国军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见证。

1935年3月的一个清晨，南京军政部会议室内，一场关键的军衔评定会议正在进行。蒋介石和何应钦面前摆着一份厚厚的档案，这是八位一级上将候选人的详细资料。

＂阎锡山的情况如何？＂蒋介石问道。何应钦翻开档案：＂阎锡山在北伐时期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在太原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不是他的晋绥军牵制住了北洋军阀的主力，我们的北伐很难这么顺利。＂

确实如此。1926年，阎锡山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时，他采取了一个巧妙的战术。在太原战役中，他的部队佯装进攻正面，实际上却从侧翼包抄，一举击溃了北洋军阀的主力部队。这场胜利，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冯玉祥的贡献也不小。＂何应钦继续说道：＂1928年北伐军攻打北京时，是他的西北军率先突破了敌军防线。＂

这话一点不假。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尤其是在1928年的北平战役中，西北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了北洋军阀的最后防线。这一战役，直接导致了北洋政府的覆灭。

在八位一级上将中，张学良的情况最为特殊。1928年底，他毅然决定＂东北易帜＂，率领东北军向国民政府表示效忠。这一举动不仅打开了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在后来的中原大战中，张学良站在了蒋介石一边。

＂何应钦和朱培德是什么情况？＂蒋介石翻看着档案问道。这两位都是黄埔系的骨干，在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朱培德在中原大战中担任第一路军总指挥，他指挥的部队在徐州一带连续作战，打败了冯玉祥的主力部队。

李宗仁、唐生智和陈济棠的任命，则体现了蒋介石对南方势力的重视。李宗仁是桂系军阀的领袖，他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特别是在1926年的武汉战役中，李宗仁指挥的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武汉三镇，打开了北伐的重要局面。

唐生智在湖南根基深厚，他的部队在北伐初期就为国民革命军打开了局面。1926年，唐生智率部在湘北地区连续作战，一举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部队，为北伐军打开了进军中原的大门。

至于陈济棠，他掌控着富饶的广东地区，被称为＂南天王＂。1929年的广州会战中，陈济棠指挥部队击退了广西军阀的进攻，稳定了广东局势。这场胜利，让他在广东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八个人的军衔定下来了，其他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吧？＂何应钦问道。事实上，这八位一级上将的任命，既照顾到了北伐功臣，又兼顾了地方势力的平衡。更重要的是，通过军衔的分配，蒋介石成功地将这些实力派军阀纳入到了国民政府的体制之中。

在确定这八位一级上将人选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一道特别命令：所有一级上将必须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定期向中央汇报军务。这个命令表面上是为了加强沟通，实际上却是为了加强对这些地方实力派的监控。

1935年春天，昆明城内接连举行了三场重要会议。龙云在云南省府的会议厅内接见了来自日本、英国和法国的外交代表。这三场会议的内容很快就通过电报传到了南京，引起了军政部的高度关注。

＂云南这个地方不简单啊！＂在军政部的一次内部会议上，何应钦指着地图说道：＂从这里可以直通越南、缅甸，如果日本人打这个主意，后果不堪设想。＂

确实，云南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这里不仅是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通道，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战略要地。自古以来，云南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了民国时期，这里更成了各国势力角逐的焦点。

1934年10月，一件事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日本在昆明新设了一个领事馆，派驻了十几名＂商务代表＂。这些所谓的商务代表，却频繁出入云南的军事要地。龙云对此不置可否，甚至还在昆明城西为日本领事馆批了一块地皮。

更令南京方面担忧的是昆明机场事件。1934年12月，龙云在昆明筹建了一座新机场。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机场的设计方案却由日本人经手，建设材料也大多从日本进口。

＂这个机场可不简单。＂军政部的情报显示：＂跑道长度足以供大型军用飞机起降，而且还建了不少地下设施。＂

不仅如此，龙云还在云南搞起了独立的金融体系。1933年，他下令发行了＂滇字票＂，这种货币只在云南境内流通。更特别的是，＂滇字票＂的印刷设备和技术，都是从日本引进的。

＂这不是在搞独立王国吗？＂军政部的一位官员看到这个消息后说道。但是对于云南的这些举动，南京方面却不敢轻举妄动。

原因很简单，云南掌握着重要的战略资源。当时云南的锡矿产量占全国的大半，这些锡矿不仅是重要的军工原料，更是国民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1934年8月，发生了一件令南京方面意外的事情。龙云突然中断了对中央的锡矿供应，声称是因为＂运输线路受损＂。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军工企业的原料危机。

就在各方都在猜测龙云用意的时候，一封来自日本的商业合同被军统发现。原来，日本准备以高于市价三成的价格收购云南的锡矿。这个消息让南京方面如坐针毡。

1935年2月，龙云又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在昆明成立了＂滇军教导总队＂，这支部队采用的是日式训练方法，连军服都是仿照日本陆军的样式。

更令人担忧的是，龙云开始在云南各地修建军事要塞。这些要塞的设计图纸，居然也是出自日本军事顾问之手。有情报显示，这些要塞不仅可以防御北方来犯之敌，更可以抵御来自南方的进攻。

＂给龙云二级上将的军衔，已经是给足了面子。＂何应钦在一份密报中写道：＂如果给他一级上将，恐怕他会更加难以控制。＂

1935年春天，成都太平寺内钟声悠扬。刘湘正在这座古老的寺院里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着南京方面传来的军衔整编消息。二十四军的将领们个个面色凝重，他们刚刚得知，他们的统帅刘湘只获得了二级上将的军衔。

＂二十四军可不是一般的部队！＂会议上，刘湘的参谋长说道，＂看看我们的装备，每个师都配备了最新式的德国山炮，就连南京中央军都比不上。＂

这话倒不是夸张。1933年，刘湘花重金从德国购进了一批克虏伯山炮，还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团为二十四军进行训练。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

而在成都城外的双流机场，更是停放着十几架美制柯蒂斯战斗机。这些飞机都是刘湘花大价钱从美国买来的，为的就是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川军。

1934年夏天，一件事充分显示了二十四军的实力。当时，中央军某部在四川境内围剿红军，向刘湘借调一个师的兵力。刘湘直接回电：＂川军不出川，这是祖训。＂

这个＂祖训＂的由来很有意思。早在1920年代，四川军阀杨森就立下规矩：川军只能在四川境内活动，绝不参与外省的军事行动。这个规矩一直被川军奉为圭臬。

刘湘更进一步，他在成都提出了＂川人治川＂的口号。1933年，他成立了＂川政辅导处＂，这个机构表面上是协助中央治理四川，实际上却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

＂中央要派外省人来四川当官，这怎么行？＂刘湘在一次会议上说道，＂四川的事情，还得由四川人来管。＂

这种态度让南京方面很是头疼。1934年冬天，蒋介石派何应钦来成都视察，何应钦一下飞机就看到了不寻常的情况：机场跑道两旁，全是二十四军的士兵，而不是中央空军的卫兵。

更让何应钦意外的是，在成都的街头，居然看不到国民政府的旗帜，倒是＂川政辅导处＂的牌子随处可见。甚至连收税都不用向南京报备，全由川政辅导处说了算。

＂刘湘这是在搞独立王国啊！＂何应钦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写道。但是对付刘湘谈何容易？四川不仅地域辽阔，而且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更重要的是，刘湘在四川经营多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地方统治体系。

1935年初，南京方面想出了一个办法：给刘湘一个二级上将的军衔，既表示对其地位的认可，又不至于让他太过得意。同时，还任命了几名中央派系的官员到四川任职。

但是这些官员到了成都后，却发现自己难有作为。因为刘湘早就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官僚系统：凡是重要职位，都由川籍官员担任；凡是重大决策，都要经过川政辅导处审批。

＂成都是我们的成都，四川是我们的四川！＂在太平寺的军事会议上，刘湘对将领们说，＂二级上将的军衔不算什么，咱们手里有枪有炮，谁敢小看川军？＂

1935年7月，南京中山陵下的授衔仪式现场，一派庄严肃穆。从特级上将蒋介石到二十位二级上将，所有人都身着崭新的军装。这场仪式的背后，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

＂今日授衔，不仅是军制统一，更是凝聚全国军队力量。＂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上说道。台下的将领们纷纷鼓掌，但每个人心中都清楚，军衔的分配绝非简单的论资排辈。

就拿阎锡山来说，他的得力助手傅作义只获得了二级上将军衔。这一安排绝非偶然。傅作义虽然军事才能出众，但给予他二级上将的军衔，既能维持其与阎锡山的从属关系，又不至于影响山西军队的统属。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李宗仁和白崇禧身上。这两位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一个是一级上将，一个是二级上将。这种差异化的军衔分配，巧妙地制造了桂系内部的微妙平衡。

1935年8月，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南京市中心的聚仙楼茶馆里，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三位一级上将不期而遇。三人围坐在二楼的雅间里，从军衔谈到了地方政务。

＂今年山西的收成不错，＂阎锡山说道，＂就是军饷有些紧张。＂李宗仁接过话茬：＂广西也是这样，军费开支太大了。＂冯玉祥则笑着说：＂西北更苦，连军装都要省着点穿。＂

这番看似普通的对话，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军统的密报指出：三位一级上将的会面绝非偶然，他们很可能在商议如何应对中央的军费管控。

果然，不久后南京方面就收到了三份措辞相似的申请，都是要求增加军费拨款。蒋介石对此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同意增加拨款，但要求三地的财政支出必须接受中央监督。

这种以军饷为筹码的控制方式，在其他地方也屡试不爽。比如在四川，刘湘虽然对二级上将的军衔不满，但每当军饷到位时，还是会按时参加南京的军事会议。

而对于像龙云这样的＂刺头＂，蒋介石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1935年底，南京方面突然宣布：准备在云南建设一条连接印度的铁路。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龙云的兴趣，很快就派代表来南京商谈具体事宜。

＂龙云这个人，就怕耽误发财。＂何应钦在一次会议上说道。确实，通过经济利益的诱导，龙云对中央的态度明显软化了许多。

1936年初，一份来自军政部的统计显示：全国二十九位上将中，有二十三位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表面上是为了方便联络，实际上却成了中央监控地方势力的重要窗口。

就在这种微妙的平衡即将形成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打破了这种局面。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了。面对日本的入侵威胁，军阀们的矛盾暂时被搁置一旁。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曾经各怀心思的将领们，不得不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