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一个乞丐形态的男人抱着咸菜坛子，蹲在清华大学长沙临时校门口，急切要见梅贻琦校长。门卫以为他是疯子，赶紧想把他赶走。就在这时，梅贻琦校长走了出来，乞丐扑上前，抓住校长的衣袖，痛哭流涕。
赵忠尧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为一名物理学教授，他深知，核物理是中国未来崛起的关键。战火的背景下，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德国的求学之路。
德国的物理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赵忠尧将目光锁定在了核物理领域。在那里，他接受了最先进的教育，学到了世界顶尖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核物理学中的镭元素——这一切都为后来的中国核物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7年，赵忠尧带着从德国买来的50毫克镭，踏上了归国的旅途。这样的任务并不容易。首先，镭是稀有且危险的元素，带回国的途中充满了不可预见的风险。其次，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赵忠尧的回国之路可谓艰难重重。但他没有回头，心中唯一的目标便是将这些关键的核物理材料带回祖国，为中国的未来贡献力量。
在漫长的航程中，赵忠尧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镭放入一个咸菜坛子里，用这看似普通的物品将其隐藏起来，防止在敌人手中暴露。就这样，这50毫克的镭和赵忠尧的求学经历一同走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最后回到了祖国。
1937年10月，赵忠尧终于回到了祖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决定前往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分校，去向梅贻琦校长汇报他带回来的珍贵物资。这时的赵忠尧，早已是风尘仆仆，衣衫褴褛，瘦弱不堪。他没有带回金银珠宝，而是带回了50毫克镭这一人类科学史上的重大材料。
当赵忠尧蹲在清华大学临时校门口时，门卫误以为他是疯子。赵忠尧显得有些急切，他想见梅贻琦校长，急切地想要向他展示这罕见的镭元素。但门卫并未放行，认为这只是一个疯子。然而，就在门卫想要驱赶赵忠尧时，梅贻琦校长从校门口走了出来。赵忠尧瞬间扑上前，抓住梅贻琦的衣袖，放声大哭。
这一幕令梅贻琦校长震惊不已。赵忠尧说：“这是我为祖国带回来的宝贝，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梅贻琦校长没有说话，他深深注视着赵忠尧，心中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感。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见面，这背后藏着一个将改变中国命运的科学成果。
梅贻琦看着赵忠尧眼中的泪水，心中五味杂陈。他没有问赵忠尧怎么从战火中带回这些东西，而是默默接受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礼物。赵忠尧没有再说更多的话，但梅贻琦明白，这50毫克的镭，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它还承载着无数知识分子为国家复兴所付出的心血。
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国科学教育的最后防线。战火中的西南联大不仅要承担培养未来人才的任务，还要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在这样的环境下，赵忠尧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科研梦想。
尽管物理系的实验室条件简陋，设备匮乏，赵忠尧依旧保持着对科学的高度热情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带领学生们，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用最原始的方式做着物理实验。这些实验虽然简陋，却在中国科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赵忠尧带回的50毫克镭，成为了实验的核心材料。他的学生们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埋头苦干，逐步突破了许多物理学上的难题。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成为了中国核物理学的摇篮。赵忠尧不仅为中国的核物理事业播下了希望的种子，还为之后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培养了无数才俊，如钱三强、邓稼先等人。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赵忠尧不再只是西南联大的一名物理教授，而是肩负起了中国核物理事业的重任。1949年，赵忠尧带着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实验材料，回到了祖国。这时，虽然已经有了战后的恢复期，但赵忠尧依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上世纪50年代，赵忠尧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1950年，在国土被战火侵扰的背景下，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带回的珍贵材料交给了中科院，为中国的核研究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当时的中国在物质条件上仍然十分贫弱，但赵忠尧凭借着自己从国际间带回的技术，帮助中国建立了第一座核物理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和其他科学家们一起开展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的“两弹一星”工程铺平了道路。
赵忠尧的名字，与中国的核物理事业密不可分。无论是在核物理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他都为中国未来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