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初，汤恩伯召开军事会议，却不见刘汝明来，毛森说：“这个刘汝明，逃跑比哪个都快，干正经事却总是要慢半拍。” 福州解放后，为了守住厦门、金门，蒋介石对人事进行了调整，撤销了福建绥靖公署、第六兵团建制，原主任朱绍良到台湾后被弃用，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以“擅自撤退”罪被关押。 汤恩伯被任命为东南军政副长官、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胡琏、李良荣等兵团，毛森任厦门警备司令。 毛森是军统的大特务，老蒋如此任用是有原因的。原来，在平潭岛解放时，李延年和73军军长李天霞争先逃跑。 在两人逃回台湾后，暴怒的陈诚下令将两人逮捕。在审问时，李延年说他这个兵团司令官有名无实，平潭岛的大部分部队都是73军的，撤退是李天霞带头的；李天霞则把责任推给李延年，称连兵团司令都撤了，他这个军长也只能是跟着走。 见“二李”互相甩锅，陈诚报请老蒋将两人枪毙，老蒋考虑后，还是饶了两人的性命。 李延年是黄埔一期，李天霞是黄埔三期，标准的老蒋嫡系将领，这两人尚且如此表现，使得老蒋对谁都不大放心了，因此派毛森去厦门，以警备司令的身份，监视前线将领的表现。 10月初，解放军第十兵团的三个军，全部进至南安、同安、石码沿海一带，进行渡海作战的准备。 毛森掌握相关情况后，去见汤恩伯，称根据情报及空军的侦察，解放军正在到处搜集船只和船工，同时在赶制大量救生漂浮器材。 汤恩伯大惊失色之下，连发三道电文，一是，通知配属厦门分署的两个空军大队，封锁前往厦门的海域；二是，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空军增派一个大队到厦门，以加强力量；三是，让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增派海军舰船支援。 电文发出后，汤恩伯又通知刘汝明（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珍（刘汝明的弟弟，68军军长）、曹福林（55军军长）、于兆龙（96军军长）及毛森等人开会。 会议开始后，汤恩伯见刘汝明兄弟迟迟不到，满脸怒容，毛森杀气腾腾的说：“李延年因擅自逃跑，已经被扣押了。这个刘汝明，跑到比李延年还快，他这是要重蹈覆辙吗。” 等刘汝明兄弟到时，汤恩伯、毛森却是笑脸相迎，其他人见状暗自好笑。刘汝明虽是杂牌将领出身，但资历很深，当过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长官、绥靖区司令等要职，还有“中将加上将”的头衔。 一年多前，战地中将视察官刘伯龙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指责刘汝明保存实力，结果被刘汝明一拳揍倒在地。事后，老蒋由于需要刘汝明的部队替他卖命，以和稀泥的方式，将刘伯龙打发去贵州当军长了事。 汤恩伯、毛森尽管心里对刘汝明不满，但在当面可是一点都不敢招惹。刘汝明早年当过西北军的大刀队队长，身手很好，若惹怒了这个“活阎王”，万一挨一顿胖揍，那就不好了。 见人到齐后，汤恩伯说：“共军已经集结了大军，对厦门的进攻就要开始。诸位觉的若真的打起来，最可能的登陆的地点会在哪里？” 毛森说：“我认为极大可能会在岛南登陆，这里地势相对平缓。从历史上来看，打厦门时也基本都是从这里进入的。” 接着，毛森又说：“汤长官已经制定了周详的计划，把两个师（74师、181师）放在岛北山区，一个师（169师）放在岛的腰部，在共军从岛南登陆时，进行机动反击。” 刘汝明不以为然的说：“在共军还未进攻前，就笃定了登陆地点，万一是从岛北登陆，岂不是误了大事。” 毛森反驳说：“岛南登陆后是丘陵地带，便于大部队行进。岛北是山区，登陆地点的滩头淤泥很多，根本不便于大部队展开。” 刘汝明冷笑着问：“既然是这样，岛北山区的那两个师，岂不是闲的发慌。” 毛森说：“这才是汤长官的高明之处，诱使共军登陆，再集中兵力进攻。” 解放军十兵团这边，制定的作战方案是“佯攻鼓浪屿，以诱使敌人纵深部队南调增援，主攻厦门北部高崎”，仗还没开打，汤恩伯落了下风。 10月15日下午4时30分，解放军对鼓浪屿之敌进行炮击。两个小时后，鼓浪屿的蒋军师长向汤恩伯打电话求援，汤恩伯问：“进攻的共军到底有多少人？” 师长说：“火力很猛，人数很多，恐怕至少有一个军。” 实际上，进攻鼓浪屿的只有解放军的两个团。汤恩伯由此断定，解放军登陆的重点和他预料的一样，于是调岛北、岛腰的两个师，去南部增援。 解放军在岛北高崎派了几个连进行袭扰进攻，汤恩伯一开始很紧张，当得知规模不大后，得意洋洋的对毛森说：“声东击西的计策，我是不会中的。” 然而，解放军在岛北并不是声东击西，深夜趁着守军松懈，解放军将袭扰变成了强攻，三个主攻团发起猛攻，很快占领岛北滩头阵，并不断扩大登陆面积。 汤恩伯这时才明白，解放军真正的登陆地点就是岛北，满头大汗的他，一面通知刘汝明等部反击，一面却为逃跑做准备。 16日黄昏，汤恩伯、毛森等人逃到厦门港海滩，却发现没有船只。汤恩伯报话机直接用明语呼叫军舰放下小艇接应。过了一个多小时，心惊胆战的汤恩伯等人才被接走。 汤恩伯逃走后，刘汝明的将领也纷纷作鸟兽散，17日，厦门迎来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