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的权贵，一旦当权，几乎都会过上“奢靡的生活”。
毕竟，他们与常人一样，有了好的条件后，首先需要满足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
尤其是对于没有格局、大局观、高眼界的权贵，更是如此。
此前文史君曾写过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杨秀清的奢靡生活。而如今看到上世纪特殊时期“四人帮”的奢靡生活，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得有次和朋友聊天，一位朋友曾反驳说，四人帮成员当时只是路线问题，其实并不贪不腐，说的跟真的一样。
那么，真是那么回事吗？
王洪文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干部，后来随着权力的逐步扩张，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最初，他只分配到了一套位于康平路的四室公寓，那在普通人眼中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端居所，宽敞明亮，足以满足一家人的居住需求。
然而，对王洪文而言，那不过是奢华生活的起点。
不久后，他的欲望再次膨胀，不再满足于四室公寓，转而觊觎一幢更为奢华的三层洋楼。
那幢洋楼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建筑风格，都远超前者的档次。内部装修更是十分考究，设施一应俱全，宛如一座小型的宫殿。
搬入新居后，王洪文曾一度感到满意，但那份满足感并未持续太久。
很快，他又将目光投向了东湖路七号的一座大别墅。那座别墅不仅面积广阔，而且配套设施完备，拥有宽敞的游泳池和标准的网球场。
在那个时代，拥有私人游泳池和网球场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王洪文却理所当然地享受了那一切。
然而，即便如此，王洪文的奢侈欲望仍未得到满足。
后来，他甚至要求上海市革委会将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要知道电影院是公共场所，是市民娱乐休闲的聚集地，怎么可能成为他个人的私有领地？
但王洪文却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这一要求，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也可得见权利背后利益熏心的野心。
再往后，随着权利的进一步扩张，王洪文的奢靡开始从上海延伸到了北京。
在北京，当时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作为住所，要知道能入住那样的场所，不仅是身份的荣耀，更是至高无上的礼遇。
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满足，后来命人特别在郊区修建了两栋别墅，一座700平米，一座1700平米，奢华程度令人咋舌。
同样，姚文元的住宅也让人瞠目结舌。
他抵达北京后，与家人被安排住进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四合院，总共拥有60多间房子。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足够够用了。但姚文元却不满足，很快就张罗着搬家，搬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宏大的四合院，总共有125间房子。
此外，为了装修，更是花费了13万人民币。要知道当时的1块钱，至少顶得上现在的100元。
也就是说，光是装修那时就花了大约1300万元，其奢华程度，可想而知了。
还有康生，当时被安置在一座叫作“竹园”的四合院，占地面积达到了2万平米，共有115间房子。
“竹园”，原本是清朝末年大名鼎鼎的盛宣怀的府邸，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装修风格都透露出尊贵与大气。
建国之初，董必武曾在此短住，但因不适应其庞大而搬离。
但康生却对那里情有独钟，一住就是19年，并经过精心打理，使其成为了自己的小天地。
改革开放后，因为那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这一点从侧面也可得见康生居所的奢华与典雅。
有一次，匈牙利总理来访，就住在了这竹园四合院里。
他一走进院子，就被那满眼的绿色和古色古香的建筑所吸引。
他不由地感慨道：“这简直就是一处人间仙境啊！”
还有一次，瑞典副首相也来访问中国，同样选择了住在这竹园四合院里。
他对那里的环境赞不绝口，说这里既有现代化的设施，又保留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真是难得一见的好地方。
饮食上，最挑剔的当属江青。
据其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对食物的要求极为严格：
吃鸡蛋只吃蛋清不吃蛋黄，雏鸡要半斤重，吃鱼要去头尾，吃螃蟹只要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泥，芹菜要抽筋，绿豆芽也要掐头去尾。
此外，她还热衷于保健品，偏爱进口蛋白粉等高价补品，且常要求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价格十分昂贵，动辄上万元，十几万元的也有。
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相当重视，曾特别命人用4架大型运输机，专门从杭州运回上等好茶树。
又命人专门为茶树修建了暖房，但因北方气候不适，最终那些茶树都没有养活，真是劳民伤财。
她在生活中追求高品质，与21世纪高收入女性相似，喜爱巴黎时尚用品，对穿戴也十分讲究。
有一次见菲律宾总统夫人的服装很亮眼，于是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
在居住环境上，江青同样追求极致。
在广州居住时，因嫌弃别墅水质不佳，她命令开凿10公里管道引山泉水；又因嫌弃沙子不好，特意从海南运来白色细沙。
对于交通工具，她也要求甚高，曾因吉姆车冷风不佳，广州有关部门便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
还有，她喜欢摄影和看国外电影，于是花费了巨量的国库经费，为其置办了国际顶尖的摄影器材和高质量的电影放映设备。
王洪文对吃喝很有讲究。
1975年他回上海时，所用食材均要求最新鲜，包括南通蛤蜊、宁波青蟹、苏州石榴及从广州空运的菠萝、香蕉等。
他还偏爱西餐，曾从北京锦江饭店调厨师为其制作牛尾汤、焗牡蛎等菜，且酷爱茅台酒，甚至早餐也饮用。
罪恶的集团被粉碎后，查抄其办公室发现大量茅台酒和中华烟。
那些奢华享受与当时百姓凭粮票吃供应粮、忍饥挨饿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王洪文还追求高品质生活，将上海轻工业局和上海外贸部门当作私家供给站，不断派人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及进口电视、手表、烟酒等生活用品。
数据显示，仅1975年至1976年两年间，取走物品总价超过63万元，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要求进口。
除了江青和王洪文外，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生活也十分奢靡。
罪恶的集团被粉碎后，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
那些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当时甚至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
当时，上海革委会成员黄涛，每次进京都会给张春桥带东西，曾先后带去价值不菲的手表多块。
还有，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
其中，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这写财物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做梦都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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