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宋哲元任命石友三为冀北保安司令，有人说：“石友三在天津和日本人联系很紧，搞汉奸活动。” 宋哲元不以为然的说：“石友三和我们以前都是在西北军这一口锅里吃饭的，他在天津被日本人利用，所以我才要把他拉过来，给一个出路，不能让他当了汉奸。” 石友三是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他1931年在河北起兵反蒋（介石）、反张（学良）失败后，带着几千残部去山东投靠昔日的老伙计、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 韩复榘对石友三表面客气，但却暗中戒备，不露声色的将石友三带来的几千人全部缴械收编，使他成了光杆司令。起初，石友三在山东待的还算舒服，可当1932年9月，受韩复榘邀请到济南的原直鲁联军头子张宗昌被枪杀在火车站后，石友三深感韩复榘的手黑，怕自己也遭毒手，连夜带着亲信逃去天津。 石友三敛取了不少钱财，他到天津后广置房产铺子，当起了寓公。在天津期间，石友三和日本在天津的特务往来密切，他在日方资金的支持下，收拢旧部，拉了一千多人的土匪游杂武装，试图东山再起。 1935年，不甘寂寞的石友三向宋哲元示好，希望能谋个职务，宋哲元看在老交情下，不顾内部大部分骨干的反对，任命石友三为冀北保安司令。 有人劝宋哲元：“石友三野心很大，给他头衔就行了，千万不要让他掌握部队，否则恐遭到反噬。” 宋哲元不听，把河北保安处训练的两个团交由石友三指挥，石友三又把之前拼凑的土匪武装编为一个团，这样一来就有了三个团的兵力。 宋哲元为首的二十九军系统，其兵力远超一个甲种军，总兵力超过十万人，在此情况下，石友三再有野心，也只能是将其深藏其中，等待变化。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石友三起了小心思，派人秘密和日军联络，不过当时日军野心很大，也过分膨胀，认为很快就会解决华北战事，所以对实力一般的石友三，并未做出积极地回应。 二十九军撤出平津时，石友三也随大部队南撤。宋哲元听到了石友三和日军有勾连的消息，放出话来：“石友三这家伙，如果真要投敌，我马上派人干掉他。” 这是宋哲元故意说给石友三听的，石友三清楚宋哲元的手段，消停了一段时间。1937年12月，石友三的部队扩编181师，石友三任师长。 为了制衡石友三， 防止他投敌，宋哲元报请军委会同意后，以181师、新6师（师长高树勋）编为69军，石友三任军长，高树勋兼任副军长。石友三和高树勋在西北军时，两人曾结义为金兰兄弟，但这时却矛盾很大，主要在于高树勋是坚决的对日主战派，而石友三和日军频繁联系，有投敌的企图，道不同自然不相与谋了。 日军进攻山东时，韩复榘保存实力，主动放弃了黄河泰山的天险，弃守了原本预计可守数周的黄河防线，导致日军轻易就占领了山东大片土地。 老蒋大怒，在1938年1月11日于开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扣押韩复榘将他送到武昌关押，审批后于1月24日枪决。 韩复榘的被杀，让石友三震惊莫名，他一面不愿和日军作战，另一面又担心因保存实力招致和韩复榘一样的下场。 思来想去，石友三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派人和日军联系，约定互不攻击，和平相处。兵力不足的日军，暂时答应了石友三的“求和”。 石友三虽是军长，但实际只能掌握181师，新6师被高树勋牢牢控制，两个师也各有防区。石友三和日军的勾连，并未告知高树勋，日军之后多次进攻新6师的防区，而181师却长期不闻炮火声。 高树勋产生警觉，暗中派人调查，发现181师的高级军官，时常派人去已被日军占领的地区购买物资，这些人往来并未受阻挡，原来有日军给发的通行证。 为了试探高树勋的口风，石友三派手下去当说客。有一次，石部参谋对高树勋说：“我们这些杂牌部队，屡受排挤，不如把部队拉出去自己干，不受这种气。” 高树勋说：“拉到哪里去？拉到山上打游击，我可以考虑，要是拉去投日本人，小心我手上的枪。” 由于高树勋态度坚决，因此石友三投鼠忌器，并不敢公然投敌。原西北军将领郑大章等人，曾来找石友三、高树勋，发牢骚说：“部队只有消耗，没有补充，不能再这样了，我们应该有个打算，谋个好的出路。” 由于高树勋在场，石友三脸色阴晴不定，不好直说投敌的话，但在场的人，大部分都很悲观。 重庆的老蒋，从军统派驻69军的特务传回的情报得知，石友三等人有投敌的迹象。为了稳住石友三，拉拢原西北军将领，老蒋给了石友三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的头衔，高树勋的部队扩编为新八军（高任军长）。 石友三升官后，不仅不收敛，反而抓紧了投日的脚步。 老蒋见对石友三的拉拢失败，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指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派员“制裁”石友三。最终，在高树勋等人的策划下，石友三在新八军军部被诱捕后，活埋于黄河边。 反复无常的石友三为人残暴，活埋了不少人，他如此死法，也算是罪有应得了。（图片：石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