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杜月笙从香港来到重庆，他递给范绍增一张五百万的支票，说：“我本来想给孔祥熙送点东西，但不知道买什么，你把钱替我送去。”为什么杜月笙要托范绍增呢？原来，范绍增在重庆有不少房子，孔祥熙当时就住在其中一处，范绍增见孔祥熙非常容易。 当范绍增把支票转交给孔祥熙后，孔接过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里。 范绍增回复杜月笙后，杜月笙立刻抓起电话通知戴笠。范绍增当时在旁，只听杜月笙简单地说了句：“货物马上准备起运。”接着就去与孔祥熙联系。 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便拿到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了广西镇南关去交货。范绍增经手一下，也分到了一百万元。当时大宗收入是杜月笙和戴笠两人平分，参与者钱新之、顾嘉棠两人也分到一些。 杜月笙和戴笠除了搞过出口大量鸦片烟的生意外，1943年前后，又搞了一个通济公司，由杜月笙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幕后老板，赚取大量的分红。通济公司倚仗军统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因此该公司攫取了巨额利润。 杜月笙到重庆后，感到不能像在上海租界时期那样为所欲为，内心很苦闷，经常向范绍增说：“一日无权，人人都嫌。”只有孔祥熙、戴笠、钱新之等少数人和杜月笙关系不错，但是比起过去在上海自然差得太多。钱新之在很多方面都比较照顾杜月笙，除在打铜街交通银行楼上给他准备了住处外，还利用交通银行的钱在南岸汪山给他建了一座小洋房。 杜月笙原来还打算利用和戴笠的关系把他的“恒社”在重庆发展起来。因上海方面的徒弟们也有一部分逃到了重庆，他在临江路骞家巷转角处弄到了一幢楼房，作为“恒社”社址。而戴笠有他自己的打算，并不愿意杜月笙把“恒社”恢复到像在上海时一样，加上当时四川帮会众多，这些人并不买杜月笙的帐。所以，每当戴笠召集四川帮会头目开会时，杜月笙常借口身体不好，重庆气候对他的气喘病很不适应等理由不参加会议。 最使杜月笙感到不愉快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冷淡。有一天孔祥熙邀范绍增和杜月笙、杨虎到住宅吃饭时告诉三人：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青洪帮的头子压一压。 孔祥熙说：“我对委员长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支持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他才没有再讲下去。” 孔祥熙讲这番话的时候，范绍增几人都懂得他是想借此来拉拢，同时也是劝几人小心谨慎，不要被蒋介石找到借口。杜月笙听到这番话很受刺激，虽然他估计到蒋要杀也不会杀到他的头上，但对蒋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是很不以为然的。 出来后，杜月笙便和范绍增与杨虎说：“我们一向支持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孔祥熙这件事不久，蒋介石把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枪毙了。原因是被蒋介石看到了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其实兵役署已把新兵交给了交通部的运输大队。责任不在程泽润而在俞飞鹏。但因俞飞鹏是蒋的亲信，蒋不追查，却把程杀掉。当时曾引起几十万四川袍哥的极大反感，他们准备大闹一场。大家认为蒋介石不仅已开始杀袍哥，而且要杀骨干，不能不团结起来拿点颜色给蒋介石看看，免得他再这样乱杀。杨虎当时在重庆也没有被蒋重用，早已万分不满，便到处挑拨，鼓动四川袍哥一定要借这事，名正言顺地大闹一场。 戴笠早已得到情报，正调集大批武装特务准备应付，一场大的冲突眼看就要发生了。杜月笙得到这一消息，也了解到戴笠正在大肆布置，便出面极力劝阻，他对袍哥的头目们说：“大家如果闹了起来，委员长更会借口多杀人，枪杆子抓在他手里，何必吃这眼前亏。同时我们也对不起孔祥熙，因他很关照我们，绝对不能这样瞎来。” 在杜月笙的劝阻下，这件事才慢慢平息下去。杜月笙由于平日说话很小心，不易看出他对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范绍增原以为杜月笙对蒋介石非常忠实，和戴笠也像是无话不谈，实际上他曾暗中和人进行过反蒋的活动，如果不是范绍增亲自参与其事，他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有一次，范绍增从前方回到重庆。有一天，杨杰请了杜月笙和范绍增，还有黄琪翔、杨虎等几个人到他南岸的家里去吃饭。饭后，杨杰提出请我们参与一个派系，念了一些东西，范绍增看杜月笙同意，就也同意了。 出来时，杜月笙便再三叮嘱范绍增：“千万不能向任何人讲出这件事来，切记，除了今天参与的人，谁也不要告诉。” 范绍增当时糊里糊涂，完全没有弄清楚是参加了什么派系，只是看杜月笙同意了，便认为不会有错，因为范绍增和杜月笙私交极好，一向认为杜月笙比自己看的远有想法，认为杜月笙不会害他的。 解放后，范绍增问起黄琪翔：“究竟那次杨杰搞的是什么？” 黄琪翔说：“我也不明白，只知道杨杰那时就在搞反蒋活动。”这时，范绍增才恍然大悟，也惊出一身冷汗，因为如果当时事泄，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这也让他对杜月笙有了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