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原桂林军分区动员科科长肖永平少校处境艰难，女儿历经艰难赶来探望。在火堆旁，肖科长讲：“当年，我们连牛粪水都喝过，还是坚持游击，如今他们却说我是叛徒。”女儿听后，她不住哭泣，为父亲感到不甘。 肖永平的革命生涯令人深刻，他的经历不仅是一位优秀干部成长的缩影，也是党和军队人才培养与使命传承的真实写照。 1963年初，广西军区开始为提拔肖永平进行详细筹备。当时，军区党委对肖永平的评价极高，一致认为他具备卓越的工作能力和坚定的政治觉悟，尤其在复杂情况下始终保持清晰的思路和敏锐的判断力。老红军杨维森对他的评价尤为中肯，指出他不仅作风正派、立场坚定，且具备突出的文书能力和组织才能。这一评价无疑为肖永平的提拔铺平了道路。广西军区党委常委研究制定了两个方案：直接破格提拔为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或提拔为桂林军分区副司令。这些方案无不显示了组织对他的认可与期待。 随着年末的临近，提升命令逐渐落实，肖永平被晋升为中校军衔、行政13级，并被安排到军区更高的职务。 然而，就在此时，他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和积劳成疾而突发疾病，不得不暂停手头的一切事务。在那个年代，像肖永平这样两次经历长期游击战争，又全身心投入解放后繁重工作的干部，身体积劳成疾并非罕见，但对于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来说，这却是一场无法弥补的损失。 肖永平的病情让军分区领导感到惋惜，他们派政治部同志前往探望，希望他在康复后继续承担更重要的工作。 然而，肖永平却出人意料地婉拒了军区为他安排的提拔。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信念回应了这份厚爱：“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职位和待遇，当年在灵川战斗时，我们36个同志牺牲了18个，我能活着已经足够知足了。”这不仅体现了他对革命牺牲者的深切怀念，也反映了他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境界。他的谦逊与无私让与他接触的干部们深感动容，更让他在组织内部赢得了更高的敬意。 1964年，年仅40岁的肖永平因身体状况恶化，经广州军区批准提前离职休养。他的老领导和昔日战友对他的早退都感到深深的遗憾，认为他的过早离岗是党和军队的一大损失。尽管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奋斗在岗位上，他仍然对未能为党和人民工作感到愧疚。 离休后的肖永平搬入桂林离职干部休养所，这里是全军首批设立的干休所之一，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闲散度日。尽管身体虚弱，他仍然渴望通过其他方式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老首长杨维森常常回忆起肖永平在工作中的卓越表现，尤其是他在文字工作上的出色能力。在杨维森看来，只要将思路大致讲明，肖永平总能快速撰写出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文章。他的钢笔字和毛笔字功底深厚，更为其文书能力锦上添花。作为一名干部，他不仅在政治觉悟上无可挑剔，在实际工作中也展现了高效和严谨的一面。 肖永平离休后，对自己未能继续为党工作抱有深深的歉疚，他曾多次提议效仿甘祖昌将军，返回老家务农，以另一种方式为社会贡献力量。然而，这一愿望因妻子的不同意而未能实现。尽管如此，他的这份朴实无华的情感，彰显了革命者始终关注人民、心系基层的崇高信念。 1965年，时年41岁的肖永平安顿在桂林干休所时，杨维森又一次感叹肖永平的身体状况拖累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认为，如果肖永平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全有能力在军队中担任更高的职务，并做出更大的贡献。 事实确实如此，以肖永平的才华和能力，他原本有可能成为国家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然而，命运并未给予他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舞台。 1968年冬天，寒风凛冽，大地银装素裹。肖永平少校正处于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尽管他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却也在特殊时期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 在这艰难的时刻，肖永平的女儿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父亲身边。 女儿的到来，给了肖永平莫大的安慰和鼓舞。当父女二人围坐在火堆旁，肖永平的思绪不禁飘回到了1947年的那个夏天。 那一年，在肖永平所在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全州、灌阳的工农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然而，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遭到了失败，部队被迫转入山林，举步维艰。肖永平时任起义部队的政治指导员，他带领着部下在崇山峻岭间艰难跋涉，躲避敌人的追剿。 一天夜里，部队藏身山洞中，官兵们又饥又渴，实在难以忍受。情急之下，肖永平和战士们不得不捧起水坑里的水喝下充饥。 第二天天明，大家才发现水坑里有牛粪，但为了革命，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此时此刻，面对女儿关切的目光，肖永平再次诉说着当年的艰苦岁月。他语重心长地教导女儿，作为一名革命者，必须时刻保持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永不动摇。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的处境下，他也依然坚信，自己的清白终会得到昭雪。 父女俩紧紧相拥，在熊熊火光的映照下，泪水悄然滑落。此情此景，让人动容。肖永平这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他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必将永远铭刻在后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