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这让戴笠如丧考妣，在和胡宗南商议后，他抱着必死之心和宋美龄去了西安，这一行为让他在蒋介石心目中好感剧增。 复兴社成立后，资历最浅的戴笠被蒋介石任命为特务处处长，这引起了其他人诸多的不满。也是戴笠运气好，“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后，戴笠为营救蒋介石四处奔走，而复兴社的一些“前辈”却错误地估计的形势，认为蒋介石恐怕就要交待在西安了，所以这些人积极向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靠拢，结果事后一个个被安全回来的蒋介石秋后算账。 最让蒋介石愤恨的就是曾扩情了，他是黄埔一期生，曾当过蒋介石的秘书，复兴社的老人，“西安事变”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蒋介石计较的并非是他的失职，而是“不知廉耻”。蒋介石被张学良送回南京后，马上就写了一个手令：曾扩情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在手令中用了“不知廉耻”，可见蒋介石对这个曾经的亲信是多么的愤怒了，原来是蒋介石被关押期间，曾扩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张副司令、杨主任并无他意，只要能接受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 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当场就气得大骂，回南京后就吩咐戴笠严加处理。当曾扩情从西安乘飞机来到南京时，戴笠亲自去机场迎接“曾大哥”，他当面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然后将呆若木鸡的曾扩情押到了特务处的秘密据点羊皮巷软禁。不过戴笠也是执行命令，他和曾扩情私交一直不错，所以软禁期间好吃好喝的供应，倒也没有为难。在胡宗南等黄埔一期生求情下，二年后曾扩情被释放了，但是这时复兴社早就不存在，曾扩情也不再受重用。 除了曾扩情，在蒋介石被关押后，复兴社的骨干贺衷寒与邓文仪也是错误估计了形势，贺衷寒是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邓文仪是复兴社书记，两人都认为蒋介石回不来了，连忙投入了何应钦的怀抱，即使宋美龄前来劝说让两人表态主和，但都被二人给拒绝了。 贺衷寒与邓文仪的小动作，就是戴笠不汇报，宋美龄也会说，所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立刻免去了贺衷寒的职务，将邓文仪叫来当面臭骂一顿，两人虽然没有被软禁，但从此以后也是风光不再了。 蒋介石本来对复兴社寄予厚望，社员也都是认为的亲信，有些黄埔一期生想进来都被蒋拒绝了，不料一场“西安事变”将这帮人打回原形，除了胡宗南、戴笠等少数人表现不错外，大部分人都态度暧昧。这让蒋介石很是气愤，不久之后他下令复兴社停止一切活动，1938年7月9日，三青团成立，复兴社彻底淡出了舞台。 “西安事变”对胡宗南、戴笠而言是个分水岭，此后蒋介石对两人更为信任，尤其是戴笠，在曾扩情、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失宠后，他水涨船高擢升的极快。 虽然戴笠事后受到蒋介石的表扬，但毕竟事变发生时特务处也是没有起到作用，所以戴笠必须得拿特务处西北区的人来交差事。不过，这也不全怪西北区，毕竟仅仅一年多时间西北区的负责人换了四个，这还如何开展工作？ 张毅夫是第一任区长，1935年10月上任，第二年1月调离。第二任区长是江雄风，没干多久被胡宗南要去了。江雄风走后，王天木出任西北区的第三任区长，但是不久之后华北吃紧，王天木又去了北平。 接替王天木的是上海区区长王新衡。王新衡和张学良私交不错，但是上海区的事情没有处理完，所以事变时还没有去到任，那么西北区谁要为事变负责呢？ 其实，特务处陕西站站长马志超最应该受到责罚，马志超和胡宗南关系很好，他能任陕西站长就是胡宗南向戴笠推荐的，戴笠还给了马志超一个公开的职务：西安警察局局长。 戴笠曾一再叮嘱马志超，陕西站和警察局一定要分开办公，可是马志超当了耳旁风，把陕西站和秘密电台全部搬进了警察局。“西安事变”当天，陕西站被一锅端，不过马志超却跑掉了，他先躲在熟人家中，之后又跑到了潼关，一直隐藏到事变结束才现身。 马志超的表现让戴笠很想对其实行纪律制裁，但是马志超和胡宗南关系特殊，所以戴笠只是对马志超冷处理，不久之后又重新启用，任命其为甘肃站站长。 无法处理马志超，那终究得找一个替罪羊啊，戴笠又将目光放到了西北区。江雄风被胡宗南要去后，在王新衡没有到任时，他暂时代理过西北区的事务，但是江雄风却是最不应该被处理的。因为在事变发生时，江雄风冒着生命危险给南京的特务处总部发了一封电报，更何况在事变前江雄风也曾经提醒过戴笠，说杨虎城、张学良恐有变。 江雄风有功劳，自然是不能抓的。想来想去。戴笠将目光落在了尚在上海的王新衡身上。如果不是王新衡一直说上海的事情没有处理完，怎么会导致西北区负责人不在呢？出了如此大的事，必然要处理一个负责人，最终戴笠决定拿王新衡开刀。 戴笠下令将王新衡从上海押解回来软禁，不过他也自知这样处理不公，所以抗战爆发后，任命王新衡为香港区区长，军衔由上校升为少将，当时戴笠也不过少将军衔，王新衡也算是“因祸得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