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研成功都能称为上岸的今天，去大学里教书在普通人看来绝对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稳定、受人尊敬，又有寒暑假。教授们有着独立的办公室，每年都可以到处讲课。不仅有着优厚的待遇，还可能成为社会上的名人。
然而，大学的现实和我们的想象大为不同。赫布·柴尔德里斯在《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提到，中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大量的博士毕业生正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
《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
【美】赫布·柴尔德里斯 著
在美国，有100万名大学兼职教师，就有100万种漂泊不定的人生。
海伦每学期给100多名学生上写作精读课，每周至少讲授4门完全不同的课程。她每周需要阅读和批改100多篇涵盖4种不同话题的论文。完成如此浩大的工作量，她至少得花60个小时，可能还远远不止——因为学期开始前要备课，学期结束后还要阅卷。
每所学校的每一门课，她一周都得上3次。学校排课并不顾及她的往来是否便利，如此一来，每周车程五六百英里，一学期一万英里也就不足为奇。
如此这般疲于奔命，她每年却差不多只能赚到3万美元，既没有健康保险、退休保障，也没有电脑软硬件的提供。微薄的收入迫使她寻找更多的兼职工作：筛选申请文书、进行学生课外辅导以及撰写新闻专稿。
简，在位于纽约市的一所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同时还在波士顿的另一所学校兼课。她在单程4个小时的长途大巴上批改作业，也在她母亲位于纽约的寓所沙发上过夜。简签下的课时费大概是每小时80美元，实际上是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2013年秋，《匹兹堡邮报》报道了玛格丽特·玛丽·沃伊特柯的死讯，83岁的她因无法负担癌症治疗费用，死于连电费也无力缴付的家中。她曾在杜肯大学教了25年法语课，一年至少得教6门课的她，却从来没有赚到过2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医疗待遇或退休补助。
2017年秋，《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了埃伦·塔拉·詹姆斯-彭尼的故事，她是圣何塞州立大学的一位英语教授，一学期上4门课，下了课就睡在自己的车里。
詹姆斯-彭尼说，课后她常把车开到停车场去批改作业。天黑时，她会戴上头灯继续工作。晚上，她就把车开到某个居民区，这款2004版的沃尔沃就是她的栖身之所。为了避免被怀疑，她会保持车辆整洁。
一个月后，《卫报》再掀舆论高潮，报道了一位“已届中年”的兼职教师，为贴补微薄的零工收入而从事色情工作。
最开始转向这份“边缘零工”时，她正处于日子特别艰难的时期——几年前，她的课时被砍去一半，收入也跟着骤减，这几乎把她逼到流落街头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过是一夜情而已，能有多糟呢？”她说，“事实也确实没那么糟”。
招生材料从来不会透露大学生活里这些不为人知之处。比如，一所录取率非常低的大学——也就是生源出众、师资一流的那种大学不会告诉你：你女儿的学术写作基础课程，其实并不是由这所大学的长聘教师教的。
在高等教育领域，阵容强大的“临时教师”被冠以五花八门的称谓。它们掩盖了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隐性条件：根据课程或学年需求得到工作，不保证长期聘用，报酬常常少得可怜，且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大学教师的工作，本质上变成了一份“零工”（a pickup job）。
这便是如今大学教师的生存状态。不管开车、坐公交还是乘火车，奔波在路上的他们永远不确定下学期迎来的是“丰收季”还是“干旱季”，永远活在承诺或将兑现的希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