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贵州王”王家烈，是贵州桐梓人，他的父亲王大章是秀才，兄妹五人。全家全靠王大章教私塾维生，别无其他收入。王家烈14岁时，父亲去世，只留下几亩薄田，家境极其贫困。 王家烈长相特别，面方嘴大。他可把捏成拳头的手放进口中，人们都喊他叫“王大岔”。他的饭量也很大，每顿饭都能吃三大碗米饭，这个饭量一直保持，即使他后来当了贵州省主席，也总是交待添饭的人“添满点，免得紧倒添。” 据说，在王家烈出生前，他的母亲赵氏梦见一颗星宿落入井中，所以他的乳名叫“王海”，又因为行二，因此家乡的人在王家烈晚年时，都亲切地喊他“海二公”。王家烈的个子也很高大，走到哪里，都很引人注目。 父亲王大章去世后，王家烈离家就读于县城西街不要钱的向家义学。从向家义学结业以后，王家烈还参加了最后一期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为了生存，王家烈只好到松坎去背盐巴，找点钱买米糊口。当时贵州人吃的盐，主要靠从四川运到赤水河沿岸，再发至各县。松坎位于川黔要冲，是一个盐的集散地。从松坎背100斤盐巴到桐梓县城，可得两块川板大洋。年轻的王家烈，个子髙，力气大，比别人多背一半，也比别人多得一半钱。他从小水到松坎背150斤盐巴到县城，绕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往返120里，飞起脚一天跑完，得三块川板银元的“脚力钱”。沿途要上下石牛栏、闷头箐、祖师观、楚米铺，中间只吃几个从家里带来的苞谷团充饥。在王家烈发迹以后，知晓他这段艰苦历程的人，都称其为“背过盐巴的省主席”。 在旧时代，穷困总是伴着羞辱，王家烈也不例外，在他十九岁时，娶赵家姑娘为妻。一贫如洗的王家烈，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着当新郎，只好向别人暂借。这在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但那时在穷人中却并不新鲜。只是借衣服给王家烈的老板，过分缺德，当王家烈穿着借来的衣服去迎亲时，这位老板却故意当众逼他还衣服，让王家烈尴尬得无地自容。 新婚不久，王家烈去石场坝赶场，走路时脚下的草鞋不小心把别人的油箩带翻，油流得满地都是。因为穷，赔不起人家，王家烈被对方当街吊打，一个姓何的富人见此，替王家烈赔了钱，对方这才放人。后来，王家烈当了贵州省主席以后，为了报答这位姓何的恩人，给了何氏一个官职，但何氏不愿当官，不久就辞官回故里了。 在家乡的各种遭遇，让年轻的王家烈痛下决心，不能继续干体力活了，于是他决定离乡别井，闯出一条路来。 王家烈先到遵义，学着经商，但他真不是做生意的料，结果弄得欠了一屁股债。无奈之下，王家烈在龙坑一个姓姚的人家去教私塾。在此期间，因为一件琐事，姓姚的东家还打过王家烈一嘴巴，然后扫地出门。 后来王家烈当了省主席，派人来接姚东家去贵阳玩，吓得姚东家赶忙给家里交待后事：“当年我打过他的嘴巴，此去怕是有去无回，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抬回来葬在祖坟山上。”谁知到了贵阳，王家烈把他当作上宾款待，还说：“没有你那一嘴巴，我哪有今天！” 种田不行，考科举不行，背盐巴不行，行商不行，教书不行，走投无路的王家烈，最后选择去吃粮当兵。在他21岁时，也就是1914年，王家了在遵义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团，编入贵州省防国民军。 王家烈入伍以后，正值兴义系军阀王文华在军中设模范营，培养军事骨干。王文华抽调各团小有文化的兵士，到模范营中轮流受训，在提高军事素质之后，分到各团任下级军官。王家烈读过私塾和义学，有幸被抽调到模范营接受培训。不久，他又进入了贵州讲武堂。这些军事训练和理论学习，对他日后由一个普通士兵升到中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16年，黔军在戴戡的率领下参加护国战争。王家烈所在的部队，在松坎与綦江之间与北洋军恶战。这场战斗，双方的悬殊很大。北洋军身穿呢子军服，脚踏皮靴，护国军却衣着寒酸，脚穿草鞋，谈不上军容。但护国军士气高昂，他们喊着“发洋财”（“洋”指北洋军，“财”指北洋军士兵都有很多“袁大头”）的口号，激战五天五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王家烈第一次参战，在战斗中，王家烈表现得很勇敢。在这里，或许有人会有疑问，这是那个后来昏聩胆小的王家烈吗？还真是，要知道一个人的一生是多变的，尤其是像这种曾割据一方的军阀，早年的骁勇果敢和后期的怯懦并不冲突。 护国战争后，王家烈所在部队，随戴戡入川混战。1917年，戴戡率黔军与川军刘存厚激战，结果寡不敌众，戴戡在战场阵亡。王家烈在五百黔兵在营长周西成的率领下，长途逃回到贵阳。不久，周西成奉命率部进驻正安、铜仁。 为了提高部队素质，周西成在铜仁办了个特殊的“学习班”，王家烈进入该班学习。王家烈曾进过“贵州讲武堂”，但此堂只办了一期就换主易名了，待王家烈毕业时，讲武堂已变为“贵州讲武学校”。周西成在铜仁办的这个班，完全按“贵州讲武堂”的课程讲授，王家烈真正成为了这个不是讲武堂的讲武堂学生。 王家烈和周西成是桐梓老乡，在周西成的推荐下，王家烈升任连长，这也成为他发迹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