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戴笠因事去河南，回来后对毛人凤等人说：“汤恩伯野心太大，当了中原王还不满足，居然想学起曹操来了。” 汤恩伯进入河南时，一开始所辖不过一个第31集团军，但在出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豫、皖、苏四省边区总司令后，开始疯狂收编土匪势力，吞并杂牌武装，肆意扩充实力。 两年多的时间，汤恩伯部由一个集团军，膨胀为五个集团军，以及80多个挺进纵队（每个纵队多则3000人，少则三四百人）。此外，还有独立旅、补充团等名目繁多的部队，分屯于豫中与豫皖边界。 汤恩伯势力最盛时，拥兵四十多万，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王”。 汤恩伯的副手沈克，及豫籍重要将领张轸，都认为汤恩伯招兵只图数量，是典型的是“狗吃牛屎，只好多”。 听到这番评价后，汤恩伯不以为然的对亲信张雪中说：“沈公侠、张翼三实在不像军人，有些迂腐的书生气，他们竟一再要我裁撤游杂部队，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小不知其大。试问照他们的意见来办，我需要的兵员从何处来？不用这些地头蛇，又怎能扩大地盘？” 汤恩伯将杀人立威都用到了个人恩怨方面。汤恩伯气度，视人命如草芥，动辄以睚眦杀人。 鲍刚是汤恩伯所辖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因从汤恩伯以前的部队里挖了一些军官成立了一个警卫团，被汤恩伯怀恨在心，指使亲信陈大庆将鲍刚灌醉，于半路截杀。 有一次，几个副官聚众赌博，被汤恩伯当场下令枪决。完事后他漫不经心地说：“我有好些日子没杀人了，心里不好过。”汤部官兵私下都称他为“汤屠夫”。 至于河南的国民党大小官吏，也被汤恩伯呼来喝去，犹如奴婢。国民党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接到汤恩伯的电话，就吓得浑身颤抖。李培基亲自派出的县长，被汤恩伯以子虚乌有的罪名，枪杀了3个。 一位县长年后去叶县拜见汤恩伯，出来后就对人说：“现在虽是初春，河里结冰，可我来到此地，每天都要出几身大汗，吓得我心惊肉跳。应召回来之后，比从澡堂里洗澡出来还要痛快。” 汤恩伯的张狂，在有些方面连戴笠都看不下去。1944年初，戴笠因事，在界首和叶县等地盘桓了半月。期间，戴笠随汤恩伯到曹操的出生地亳州寻找曹氏遗迹，结果一无所获。 不知怎么想的，汤恩伯竟对戴笠夸口，要在亳州或许昌为曹操建一座纪念塔，以表其崇敬之情。 戴笠为人机警，正是这一番夸口，他看出汤恩伯的野心，回来后对亲信毛人凤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但功高盖主绝无善终。” 戴笠是蒋介石极为信任的特务头子，对戴笠而言，汤恩伯再得志，戴笠也不会得到更多的好处。然而，汤恩伯竟然利令智昏，在戴笠面前毫不避忌。 汤恩伯率部进入河南后，忙于培植个人势力，对日军并没打过几次像样的仗，河南民众编出歌谣讽刺道：“一退二三百，伤亡四五千，名城六七座，八九十来天。” 汤恩伯扩军太快，部队军纪是越来越差，河南百姓苦不堪言。 第一战区的军政人员，自司令官蒋鼎文、副长官汤恩伯以下，无不以生财为能事。汤恩伯办有很多公司，与伪军将领张岚峰、孙良诚勾结，走私货物，囤积居奇。 汤恩伯的心腹将领陈大庆（曾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将叶县兵站粮库的存粮70余万斤，盗卖自肥。 1944年，汤部第89师师长金式因粮食囤积太久，一部分被日军抢走，一部分被自己烧毁，竟后悔不迭地对人说：“这完全怪我，我想等待高价出售，结果落空了。” 汤恩伯的副总司令沈克，生活腐化，很少过问军务，终日沉湎于赌博，赌资不足，便向军需处挪借。 当得知日军集中坦克，准备发起进攻时。汤恩伯决定开掘深沟，深沟北自郑州附近，东至开封，再向南折至周口，两道复线长达500多公里。 这项工程开工之后，附近100里内的百姓都被征调，汤军以修筑工事为借口，命百姓自带口粮工具，昼夜不停地开掘。 这一工程，完全是战争史上的笑话。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一次活动中，讥讽汤恩伯说：“有人想学隋炀帝，要在河南开掘千里邗沟，而名之曰‘国防工事’。在我看来，完全无此必要，在现代战争中尤无此必要，应该立即停止。” 1944年豫中会战前夕，面对日军频繁调动，汤恩伯召集军长以上将领开会，草草说了几句：“当前日军企图由许昌进犯洛阳、西安，企图威逼重庆，我们就在许昌、襄县和日军决战，你们都要准备打垮他。” 更令人诧异的是，汤恩伯竟然说：“你们不要听参谋处发下来的计划。他计划他的，咱们打咱们的仗，就这样办。” 寥寥数语，什么作战计划都不说，就草草散场。 直到开战之前几个小时前，汤恩伯与其幕僚还认为日军的调动无关紧要，计划在当晚去看戏，甚至一度与前线部队中断了无线电通信。 汤恩伯经营的这样一支军队，虽有数十万之重要，但根本谈不上有何凝聚力，更别提什么战斗力了。在随后的作战中一溃千里，汤恩伯也失去了大部分的军队本钱，再无昔日之威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