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觉得，现在应该搞国企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其实是没有搞清楚当年搞国企改革的逻辑。

当年搞国企改革，不是因为想改革，而是因为国企和财政不分家，财政负担太重了。

当时国企承担的很多社会功能，比如办教育，管工人的生老病死，是承担了一部分国家的功能。

这当然也意味着，国企替国家分担了一部分财政压力，所以国企负担重，包袱重，竞争不过民企。

最后改革，是因为国企和财政切断了联系，企业是企业，财政是财政，分家了。

然后国家把一部分原本由企业承担的功能甩给了社会，给自己减轻了负担。

比如养老，教育，医疗等等，以前是国企承担，后面都社会化了。

社会化养老，社会化抚养，社会化医疗，社会化教育，社会化就业，都是社会的。

国家不是完全不承担责任，但相比之前来说，变成有限责任了，比以前负担轻多了。

养老金就是这样，本应该是国家完全负担，就变成了现在上班的人交钱，给退休了的人发钱。

而且还形成了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矛盾，年轻人抱怨老年人退休金太高，自己的未来没有保障。

其实退休的老年人拿到的是该自己该拿的，只不过本该出钱的国家不承担了，变成了年轻人交养老金去给他们发钱。

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怪老年人，其实是找错的对象了。

这之后，国企因为和财政之间的联动机制消失了，负担又重，加上市场环境变化，就大批量被甩给社会了。

所以大量的国企那段时间被迫关停并转，工人下岗。

当然，那段时间国家财政也没钱，都很难，农民尤其难，不打工，光种地连维持基本生活都做不到。

而在那一轮国企改革结束之后，也就是2004年之后，高潮就结束了，剩下的国企日子都还算好过。

而在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之下，新的国企也承担了很多新的功能，目前和财政之间还是良性互动。

比如说要搞土地开发，可以先搞个城投、城开之类的平台性国企，代表政府去融资和开发，同时承担债务。

这个局面一直到前几年，其实都还是可以的，不少地方就是靠这个机制完成了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和城市更新。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都默认一个规则，这些城投开发平台国企的债务，当地政府会兜底。

现在看来，其实可能是做不到的，而是会变成谁的孩子谁抱，没人兜底。

尤其是有些债务负担比较重，连按揭的利息都还不起的地方，情况更糟糕一些。

至于还在赚钱的国企，很多人希望能有新一轮的改革，那就更不可能了。

怎么可能把赚钱的企业交给社会呢？要交也是和上一轮一样，把包袱甩出去，而不是把优质资产甩出去。

就像有人说，贵州债务不是问题严重了吗，为什么不把茅台卖了还债？

还有人说应该把一些垄断性国企卖一部分，钱拿来补充社保基金。

这很显然都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的。

要卖，也是卖已经不赚钱的，而是完全看不到扭亏希望的，不可能把在赚钱的卖掉。

而且，即使要搞一轮国企改革，也不会和大家想的一样，结果也会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