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声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中国，是咱们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地方。近百年来，中国饱受屈辱，血流成河，泪流成河。

1925年，闻一多写过一首诗，叫《一句话》，“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咱们的中国”。

1935年，方志敏临刑前，在狱中写过一本书，字字血，声声泪，他的手稿，托鲁迅带到延安，题目是什么？就是“可爱的中国”。

中国，为什么是中国？

中国，为什么是中国？

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两次大一统。

“大一统”这个词，来源是《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秋是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四分五裂才讲大一统，讲孔子怀念的西周大一统。

西周大一统是第一个大一统。第二个大一统是秦始皇的大一统。它和西周封建相反，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中国的大一统是靠这两股力，热一下，冷一下，共同锻造，好像打刀剑要淬火一样。

秦始皇是“中国的亚历山大”，但从未得到过亚历山大在欧洲享有的殊荣。因为秦朝短命，汉朝诋毁，他一直背黑锅。

历史都是由征服者撰写，由胜利者撰写。周人不可能说商人的好话，汉人也不可能说秦人的好话。几千年来，儒家掌握话语权，两个大一统，周好秦坏，这个调子，是汉代定下来的。汉受惠于秦最多，但骂秦，属它骂得欢。

《汉书·天文志》有段话：“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一个人，生命有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只能碰到一小变。中变，百年之变，很难碰上，大变就更难碰上。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的意思是，从西周开国到孔子那阵儿有五百多年，已经该出王者，该出圣人了。这就是讲大变。他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早该大变，他要挺身而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中国历史，大变在周、秦之际，有个谶言很重要，这就是司马迁四次提到，周太史儋的谶言：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孝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史记·秦本纪》）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史记·封禅书》）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四条，大体相同，唯第二、第四条有错字，当据另外两条改正。讲话时间，据上文的纪年推算，是前374年，有回顾，也有前瞻，估计是倒追其事。

“秦与周合”，指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周人住在周原上，秦人住在汧渭之会，两国是邻居。

“合而别”，指前770年，申、缯伙同犬戎灭周，秦襄公将兵救周，护送周平王东迁，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岐以西之地，与之别而誓，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别五百载复合”，指秦灭周。秦灭西周（西周君的西周）在前256年，灭东周（东周君的东周）在前249年。前249年距前770年为521年。

“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霸王”指秦王政。秦王政生于前259年，前246年登基，前221年兼并天下，称始皇帝。前249年后17年是秦王政15年，即前232年。是年，秦大举攻赵，揭开秦灭六国的序幕。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秦破赵，赵公子嘉奔代，自立为代王；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迁都辽东；前225年，秦灭魏；前223年，秦灭楚；前222年，秦取辽东与代，燕、代亡；前221年，秦灭齐。六国相继灭亡。

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周克商，西北征服东南；一次是秦灭六国，也是西北征服东南，怎么这么巧？原来西北有个“高压槽”，有个以游牧民族为背景的“高压槽”，就像冬天的寒流，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

司马迁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周、秦对中国东南的征服都是从陕西出发，就连四九年新中国打天下也还是如此。陕西大有王气。

古人说，中国的王气，本来在西北，后来才转到东南，东南没有王气，是因为秦始皇东巡，把它镇住了。

《晋书·元帝纪》：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

此话见于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32年）。始皇东巡有三次，分别在前219、前218和前210年，离永昌元年有五百多年。所谓“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金陵有天子气”即后人说的“东南王气”。金陵即楚金陵邑（楚邑多以陵为名），在南京清凉山一带。南京，西有清凉山（石头山），东有钟山（也叫金陵山、紫金山），从风水家的角度讲，是左青龙、右白虎，虎踞龙盘，为形胜之地。

始皇“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是把城从西北搬到东南，挖断了钟山到清凉山的龙脉。秣陵即今南京市江宁区秣陵镇，在钟山正南。北山即钟山，在秣陵正北。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古都。

金元首都在北京，朱元璋造反，定都南京，但明成祖又迁回北京。清代，首都在北京，但太平天国是以南京为首都。民国初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定都南京，但4月2日，临时政府迁都北京。民国上半叶，首都在北京（1912—1928年），但下半叶，首都在南京（1927—1949年）。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主席有诗曰，“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首都再次迁回北京。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年碑落成，毛主席拟辞周总理题写的碑文有段话，“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从1840年到1949年，历时109年，照古人的说法，这只是个“中变”。资本主义有五百年的历史，这才是“大变”。“中变”是“大变”的一部分。历史，真是耐人寻味呀！

中国，从秦代起，一直是“大一统”的帝国。“大”是国土大，疆域大，“一统”是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文化统一。秦国的大一统是在古代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实现的统一。这种局面，时断时续，一直维持了2200年，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西周封建，从夏代到武王克商，差不多准备了1000年。秦并天下，从武王克商到秦统一，差不多又准备了近800年。如果加上汉代的后续工作，有1200多年。前前后后，时间在2200年以上。中国文明史的前一半，几乎全都花在这件事上。我们常说的历史，只是它的后一半。

中国的版图是由两次大一统奠定。古书中的“中国”是个历史发展的概念。

早期文献，“国”与“邦”是两个概念。“邦”、“封”同源，指有封疆的国家。“国”、“域”同源，指按方位划分的区域和范围。

“国”分“中国”和“外国”。如：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史记·天官书》）。

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

古人说的“外国”，意思是周边地区，跟现在的“外国”不完全一样。周边地区，古人按方位分，有所谓“四国”。四国包括东国、西国、南国、北国，国是复数，每个方向都不止一国。如楚以陈、蔡等国为东国，包括很多国家；汉代的西域是汉代的西国，西域有三十六国。“中国”是被四面八方很多国家包围。“中国”是对“外国”而言。

中国为什么叫中国，还有一个意思，跟城市有关。

中国的城市，最初只叫邑。邑是聚落，规模不等。小邑只是村落，大邑才是城市。小邦可能只有一城，城就是邦，邦就是城，大邦多城，有中心城市，有次级城市，中心城市和次级城市形成网络，只有中心城市才能代表整个国家。

古代的国，除指五方之国，还有一个含义是国都。国都是有别于都、县的城市。《左传》隐公元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国指国都，相当今语首都。都、县是次级城市。

何尊：“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辥民。”意思是说，我是住在洛阳，从洛阳治理人民。中国指洛阳。洛阳代表中国，既是周邦的中心，也是天下的中心。

西周有个大十字，横轴是今宝鸡—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徐州—连云港一线，纵轴是大同—太原—长治—洛阳—南阳—襄阳—荆州一线。

当年，周公站立的坐标点，北面是黄河，中国的东西大通道是傍着黄河走；南北大通道分两段，北段是胡骑南下必走的山西大通道，要穿太行陉，从晋城到沁阳，从沁阳到洛阳。南段是宛洛古道接宛襄古道，宛襄古道接荆襄古道。

为什么洛阳代表中国？司马迁讲得很清楚，“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西谚云“条条大路通罗马”，洛阳就是中国的罗马。

文明像漩涡。中国是个文明漩涡。漩涡，周围的水会朝中央流。文明是一种吸引力。边缘趋向中心，就像飞蛾喜欢扑灯，小虫喜欢钻洞。

文明以定居农业为中心。旁边转悠的，不是骑马的，就是驾船的。驾船的都顺边溜，或沿岛链走，时不时会舍舟登岸，换点东西或抢点东西。骑马的也一样。他们也是贴着农区的边缘和沿着绿洲走。贸易和劫掠，对他们来说，是正经营生。

中国的民族分布，特点是四裔趋中，所有人，脸都朝着中原，眼都盯着中原。东北，辽宁是头，黑龙江是尾；蒙古高原，内蒙古是头，外蒙古是尾；新疆和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头，新疆是尾；青藏高原，青海是头，西藏是尾；云贵川，四川是头，云贵是尾；湖北、湖南，湖北是头，湖南是尾；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是头，两广、越南是尾。

四裔之民，凡是前沿，即与中原接壤或邻近，可以“停泊靠岸”的地方，都是他们最发达的地区；后方，则是他们“打不赢就走”，退而自保，相对落后的地区。

中国既是万邦来朝的中心，也是众矢之的的靶心。

中国，东南为阳，西北为阴，分为两半。《淮南子·天文》已经用神话故事为我们描画过这片大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中国是西北高，东南低。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人也是往低处走。

1935年，中国地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先生，他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用来讲人口分布。这条瑷珲—腾冲线也叫“胡焕庸线”。

此线东南，36%的土地养96%的人口；此线西北，64%的土地养4%的人口。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观。截至2000年，此线东南，94%的人口住在43%的国土上，此线西北，6%的人口住在57%的国土上，还是人不称地，地不称人，极度不平衡。

这条线不光是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也是中国生态环境的分界线。此线与400毫米年等降水量分界线大体吻合。此线东南，800毫米。此线西北，200毫米。

中国的民族分布也跟这条线有关：汉族主要住在此线的东南，即清代的本部十八省；少数民族主要住在此线的西北，即清代的四大藩部。这是基本格局。

中国历史，汉族史和少数民族史一直纠缠在一起，打断骨头连着筋，少了哪一半都讲不清。汉族统治过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也统治过汉族，谁统治谁，都离不开另一半，绝对不可能同意另一半独立。

我们要知道，少数民族少，并不是真少，而是掉进“文明漩涡”，出不来了，很多都融入汉族。同时，他们也给汉族输入了他们的文化血液，使中华文明一次次从萎靡不振而重振雄风。

两个半月形地带：高地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戎、狄文化；沿海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国海，渤海和东海，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是夷的天下，南中国海，黄海和南海，从浙江到越南，是越的天下。

这两条弧线，画出个大圆，中间是中国的核心区。天下辐辏，各种族群都往里跑，有如漩涡，有些被吸进去，有些被甩出来。吸进去，变成华夏；甩出来，变成蛮夷。

夷夏之辨，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农食于农，牧食于牧，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方式不一样，居住范围不一样，两者是伴生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国是大国，一直是夷夏杂处，不待现代国家出，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中国，一面山，一面海，西北是欧亚草原，东南是南岛诸国，后面有更大更深的背景。

古人讲地理，总是祖述《禹贡》。大禹治水，足迹所至，画为九州，古人叫“禹迹”。“禹迹”是当时理解的天下。

九州，范围很大，和秦始皇的巡狩范围几乎一样，令人难以相信。但这类说法，西周中期就有苗头，见于保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铜器；上博楚简《容成氏》讲上古传说，也提到禹画九州，和《禹贡》大同小异。这些都在秦统一之前。

古代祭名山大川，和九州相配，有所谓“岳镇海渎”。这些名山大川，散在诸侯，并不属于某一国，而是从很大范围里选出来。

当时，秦国还没统一天下，但“大一统”的观念呼之欲出，早就藏在很多人的心里。五岳四镇配九州，加四渎四海，先秦就有。

后世，除唐代加了一个镇，没什么变化。邹衍的“大小九州”，《山海经》的海内海外，《周礼》的畿服制度，也都是思想走在前头。可见，“大一统”是个非常古老的梦。

《禹贡》九州作螺旋排列：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大禹治水，从龙门口开始，转一大圈再回到龙门口，这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以冀州为中心。冀州代表中国。

夏、商、周三代，其实是三族，从地理角度看，周人在西，夏人在中，商人在东。商人从东往西夺天下，周人从西往东夺天下，都是以夏地即冀州为中心。他们的后代，甭管住在哪里，都说自己是住在“禹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谁夺取了夏地，谁就得到了中国，谁得到了中国，谁就得到了天下。

中国北方，东西分界线是西河龙门和华山，河以东、华以东是山西，河以西、华以西是陕西。中国的两次大一统，都是从陕西征服中原。

早期中国，北方纵深有三条线。北纬41°线是长城线，这一线上的秦皇岛、北京、大同、呼和浩特和包头都是边塞。北纬38°线是缓冲带和过渡带，北方民族南下，可以在这里挡一下，正定、太原、榆林在这一线。北纬35°线是王都线，三代王都在这一线，秦到北宋的历朝古都也在这一线。这是早期中国的底线。

历史上，北方民族南下，汉族偏安一隅，不是往长江中游（武汉、长沙）挪，而是往长江下游（南京、杭州）挪。历史重心，总趋势是从西北往东南挪。

宋以来，由于北方民族南下，长城一线的北京反而变成北方的中心。金、元、清都以北京为首都。明朝最初以南京为首都，最后也不得不挪到北京。北京和南京成为中国的两个中心。它们，不是往北挪，就是往南挪，都偏离了过去的王都线。

南方，长江以南，瘴疠之地，常被北方人视为畏途。它们和中央王朝的关系，有时还不如四大边疆。

秦始皇五次巡游：东巡是奔泰山，围山东半岛转；南巡是去江陵，沿长江走；西巡和北巡是顺长城走，视察边郡。东到成山头（山东半岛最东面的海角），西到甘肃、宁夏，北到辽宁、内蒙古，南到洞庭湖，到处都有他的足迹。

秦并天下，设会稽、闽中、南海、桂林、象郡，但始皇南巡，洞庭湖以南，他没去。九嶷山，他只遥祭。里耶秦简有“洞庭郡”，这是秦军南下临时设置的郡，就像四野南下，设过中南区，后来撤掉。秦的势力，前锋可达两广，但秦的重心在北方，而且偏西，洞庭郡已相当靠南。

汉代，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控制相对薄弱。汉武帝伐南越，曾发四路大军，西二路走云南、贵州、广西，中路走广东北，东路走江西，都是走水路。伐东越，还从句章（今宁波）渡海。

但是，明代以前，长江以南却是中国最安全、最稳定的地区，边患反而来自北方。

清代的疆域是由三部分组成：

今23省与清23省相比，主要变化是，1929年设青海省，1988年设海南省，1955年新疆省改省为自治区，1956年广西省改省为自治区。增二省，减二省，总数没变。

今五大自治区与清四大藩部相比，变化主要是，辛亥革命后，外蒙古独立，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6—1947年设内蒙古自治区，1955年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8年设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1965年设西藏自治区，1997年设重庆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1997年设香港特别行政区、1999年设澳门特别行政区）。

近代，中国挨打，据说因为不开放，妨碍了西方来中国做买卖和传教的自由。西方一直这么讲，不足怪也。奇怪的是，中国人自个儿也给自个儿扣屎盆子，说明清两代，咱们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之林。冷战时期更不必说，人家从外面上把锁，说你干嘛自个儿把自个儿反锁在里面，我们也点头称是，深刻反省，恨不得自个儿抽自个儿。

然而，事实真相是，中国连接东西方的陆路交通、海上交通，各种动植物、矿产、工艺品、奢侈品，两千多年，不绝于旅，何曾封闭？

世界六大宗教，佛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火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纷纷东传中国，一切在西方因教派冲突遭受迫害的宗教，都在中国获得庇护。

中国历史上，偶尔也有断绝关市往来的事。比如明清两代有海禁，“片帆不得下海”，禁起来确实很严。但禁有禁的原因。

明代，那是因为海盗猖獗、走私泛滥，中国海盗与日本海盗勾结在一起，亦商亦盗，确实为患于中国沿海。

清代，则是为了“防汉制夷”。“汉”是反清复明的海上势力，如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夷”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两个朝代都是有禁有开，

明代有隆庆开关，清朝也从未断绝过海上贸易。更不用说郑和下西洋了，那事不恰好在明代吗？

中国是历史上最富强的国家，美国是当今最富强的国家。

当年，美国羽翼未丰，自求多福，曾实行孤立主义。今日，称雄天下，也唯恐他国抢了本国人的生意，夺了本国人的饭碗，因此限制移民，实行贸易保护，不是很正常吗？

历史上的中国有这等举措，何足深怪！

这种有限也有效的管控，恐怕不能叫“自我封闭”。

开放不等于开门揖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