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宋浩
从敦煌旅游热、舞蹈《飞天》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电影《九色鹿》……当下，敦煌文化被广泛熟知和喜爱。我们对敦煌的认识，是如何一步步深入的？
2月24日到29日，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来到杭州，在“西湖遇见敦煌”文化艺术空间、浙江大学、杭州国家版本馆、临平博物馆和晓风书屋，分别分享了他的新书《满世界寻找敦煌》以及他研究敦煌文献的心得，场场座无虚席。
这本书讲述了荣新江40年来在英、法、俄、日等国寻访敦煌文献的旅程，个人经历的背后，折射出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史。敦煌学走过120年，数不清的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改写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将中国敦煌学从“追赶世界”变成“引领世界”。
在杭州，荣新江教授还特意提到了几个浙江人与敦煌的故事。
[1]一个背包闯欧洲
1984年9月，24岁的荣新江第一次出国。当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作为交换生，前往荷兰莱顿大学交流。
作为1978级大学生，荣新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1984年，硕士三年级一开学，在导师张广达、系主任田余庆的推荐支持下，荣新江获得了这次交换机会。莱顿大学是全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心，这次交流，是他“满世界寻找敦煌”的起点。
第一站是英国，因为斯坦因（MarcAurelStein）。
1907年，这个英国人到敦煌，说服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打开了藏经洞，用五大马车拉走了29箱宝藏——比后来法国人伯希和（PaulPelliot）拿走的多一倍。
1985年一个春天的夜晚，晚上9点半，荣新江在莱顿登上火车、换乘邮轮。早上6点醒来，英国的海岸线已浮现在天边。下船后，荣新江背着行李辗转火车、地铁、汽车、步行，中间还一度走错路，最终在上午11点到达中国驻英国使馆教育处。
“这是全伦敦住宿最便宜的地方，一天只要3.5磅，管吃管住。”但缺点也有，离英国图书馆太远，过去要1个多小时。为了赶时间，荣新江每天一起床就出门，去图书馆抄敦煌文书。
各大图书馆开放时间都有限，吃饭往往都是随便对付。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荣新江每天中午买个汉堡，在图书馆花园的长凳上吃，下午图书馆一开门就冲进去。
在苏联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午不能出去，荣新江索性不出去吃饭，包里买来准备送人的巧克力，拿出来当午饭吃掉了。
因为在德国图书馆因座位紧缺，他饿到“拿不动笔”才放弃座位出去吃饭；也曾在去瑞典的火车上，在“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的车厢里过一夜……这段满世界寻找的旅程背后充满了艰辛。
每到一个地方，首要问题是找到便宜又合适的住处。好在刚到伦敦，荣新江就获得了窍门。
在伦敦中国使馆教育处，除了荣新江，还住着一群中国留学生、进修老师，几个人睡大通铺。聊天中，大家给荣新江分享了很多留学住宿经验。比如：“你去剑桥时，就去找剑桥中国学生会主席袁亚湘，他肯定能给你找住的地方。”
后来在巴黎的住处，也是这样解决的。
一起住在伦敦教育处的人里，有个年轻人叫张颂南，是中央美院的青年教师，到巴黎美术学院进修，来伦敦也住在教育处。张颂南说，十几天后他要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看画。而荣新江这个时间要去巴黎看敦煌文书。两人约好，到时候“对开”——
张颂南去阿姆斯特丹，荣新江找荷兰的朋友给他安排住处；荣新江去巴黎，住张颂南的宿舍。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Email，张颂南画了张纸条，标注了他在巴黎美术学院的宿舍，钥匙他会塞在门口信箱里。后来，荣新江凭着纸条上的地址，睡在了张颂南的床上。
“这份‘对开’的友谊，是当年留学在外的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后来荣新江才知道，张颂南是《开国大典》作者、著名画家董希文的大徒弟。而董希文曾经跟着第二代敦煌人常书鸿画画。
通讯不发达的时代，留学生之间的这种联系很容易如同飞鸿掠影，一分别就是天涯海角、人各一方。多年以后荣新江才知道，张颂南后来也成为大画家，已移居海外。而当年在剑桥给自己安排住宿的学生会主席袁亚湘，回国后成为数学家、中科院院士。
但留学生在国外互相帮助、互相信任的情感，成为这些青年人温暖的记忆。荣新江回忆，那时候的学生都是这样跑，只要你找到他报出一个名字，他马上帮你忙，甚至管吃住。
荣新江在杭州分享
[2]“敲门砖”与“鸿门宴”
荣新江1985年的欧洲之行，无论拜访各大图书馆、博物馆，还是拜访欧洲敦煌学的大学者，相对都比较畅通。
一方面，他在莱顿大学的导师许理和教授是欧洲汉学家中的权威，有他写推荐信，很多图书馆、博物馆慷慨开放馆藏文献给荣新江看。到上世纪90年代，荣新江自己再去的时候，有些馆藏文献要看就不容易了。
另一方面，与荣新江当时的一篇论文有关。硕士阶段，荣新江与导师张广达合作写了篇论文《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这也是荣新江第一篇学术论文。
张广达教授是中国敦煌学第三代学者，本来研究世界史，在史学泰斗邓广铭的影响下转向中国史研究，与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教授合开了“敦煌学研究”课程。当时北大历史系的学生荣新江、邓小南等，都上过这门课。
上世纪80年代，恰逢中国敦煌学迎来新的春天。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中央领导的批复下成立，首任会长是北大教授、副校长季羡林，姜亮夫、常书鸿等人担任顾问。在季羡林等第二代敦煌学人的努力下，停滞十多年的中国敦煌学开始加速。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也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当时国际学术交流频繁，藤枝晃等日本敦煌学者来交流，国外的研究成果大大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爱国主义情感。“夺回敦煌研究的中心”也成为当时众多中国学者心中的信念。
与杭州读者互动。
在北大，季羡林、王永兴、张广达、周一良、宿白、周祖谟等教授组成了一个敦煌研究圈子。北大图书馆专门把219办公室开辟为敦煌研究室，馆里买来法、英等国的敦煌缩微胶卷，全放在这里。荣新江是学习委员，拿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没课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房间“值班”。荣新江由此得以浏览敦煌文书缩微胶卷，了解全世界的敦煌学著作。
因为张广达教授的敦煌学研究在国际上很有名望，他与学生荣新江合写的这篇论文被翻译成法语，在欧洲出版。这篇论文成为荣新江1985年闯欧洲的“敲门砖”。
荣新江到剑桥，拜访贝利（SirHaroldWalterBailey）教授——他是研究于阗语首屈一指的大家，“全世界第一号人物”。荣新江在那篇论文中，也引用了贝利的于阗研究。
贝利热情接待了这个中国来的年轻人，送了他很多书。贝利书房里有四个大台子，放着复印的研究资料，一共70多种。他对荣新江说，“你随便拿”。荣新江很激动，内容看都不看，一种拿一本，一共拿了70多本，提着两大袋离开。
回北京后，他向季羡林汇报此事，季羡林急了：“你怎么不拿两份！（也给我一份）”
在法国，荣新江拜访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敦煌研究小组——那篇“敲门砖”论文，正是他们翻译的。荣新江坐下，还没说三句话，组长苏远鸣（SoymiéMichel）打开了一张毗沙门天王像的照片，考荣新江。荣新江恰好看过一本法国学术杂志上研究这幅画的文章，对答如流。苏远鸣很高兴，开放他们的资料室，任由荣新江复印带回国。
回北京后，荣新江跟老师张广达说起这件事，张广达笑着说，人家这是一场“鸿门宴”。
[3]“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为什么要“满世界寻找敦煌”？这就不得不提“伤心史”。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序》一文中正式提出“敦煌学”三个字：“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世界各国当时都兴起了这门新的学问。
陈寅恪（1890-1969）
陈寅恪提到，有人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因为敦煌宝藏的精华大多流到国外，留给中国的都是挑剩下的“残篇故纸”，没什么价值。陈寅恪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很乐观，这些“残篇故纸”依然有价值，希望中国学界善于利用，推进敦煌学研究。
敦煌学的诞生起源于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敦煌藏经洞。封存于北宋初年的藏经洞中，保存了大量六朝到唐五代时期的文献、壁画。但王道士不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清政府也没能及时保护。1907年斯坦因来了，1908年伯希和来了，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匈牙利人、瑞典人……纷纷赶来。
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学者罗振玉得知他在敦煌寻宝，带着王国维找上了门。看到伯希和手中有六朝、隋唐时期的古籍文献，罗振玉下巴惊掉了。宋代的古籍流传近千年已不容易，何况这些更古老的？
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罗振玉找人一起抄录这些文献，当年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鸣沙山石室秘录》。中国敦煌学的历史由此开始。
罗振玉、王国维是第一代敦煌学人（他们都是浙江人），他们和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等第二代敦煌学人，以抄录、编目、题跋等方式，把见到的敦煌文献“搬回国”，十分不易。
姜亮夫毕业于清华国学院，是王国维的学生，上世纪30年代留学英法，他也曾跑遍各大图书馆抄敦煌文献。姜亮夫当时的条件比荣新江差，一个字一个字抄，后来高度近视，眼镜片像啤酒瓶底。
敦煌文献在国外，买回来的微缩胶卷不够清楚，失之毫厘，在学术研究中可能就差之千里，所以敦煌学者一定要现场看到原件，才能搞清楚很多问题。因此“伤心史”一说，其实并不为过。
说回荣新江的那篇“敲门砖”论文，文章中引用了王国维《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跋》。这段故事要从1902年的又一个浙江人讲起。
王道士发现敦煌宝藏后不久，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被任命为甘肃学政，到兰州上任。此时距离斯坦因到敦煌，还有5年。叶昌炽的日记中记载，1903年，敦煌县令汪宗翰给他寄来一批礼物，都是石窟中的文物，价值之高让他吃惊。其中有一幅画《水月观音像》，是王道士送给汪宗翰的，画上有“乾德六年”的字样——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的第八年。
半年后，敦煌县主管文教的官员王宗海也寄给叶昌炽一批礼物，“皆莫高窟中物”，其中也有一幅画《地藏菩萨像》，画上有“故大朝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的字样。这两幅画就成为叶昌炽的收藏。
1910年，回到北京的叶昌炽看到一本书，罗振玉根据伯希和藏品写的《鸣沙山石室秘录》，其中提到敦煌出土的有唐宋时期的《尚书》《论语》等失传千年的珍贵古籍。叶昌炽才知道敦煌藏有这么多宝藏，“无所不有”，而精华部分已经被伯希和等人搬到法国、英国。
此时，叶昌炽再后悔也没什么用。
当时，敦煌当地人不知道这些宝藏的贵重，汪宗翰也给叶昌炽提供了错误情报，说宝藏并不多，大多被当地人取走了，所剩无几。再加上清朝规定，学政不得越过军事系统嘉峪关，叶昌炽就没有重视起来。否则，以叶昌炽的学术眼光，一定会发现敦煌宝库，赶在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之前将这里保护起来。
尽管如此，浙江人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却是第一个关于敦煌的学术记录，“他是第一个判断敦煌价值的学者”。
在杭州临平博物馆，与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对谈。
[4]寻找“公主”的万里路
叶昌炽没有后代，1914年，他将自己所藏文物出售。《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这两幅绢画被南浔蒋汝藻的传书堂买走。
1919年，蒋汝藻邀请王国维给传书堂编写藏书志，王国维看到了这两幅画，马上给罗振玉写信，告诉他这是敦煌散出的绘画中的“至精品”，并进行了一番考证。荣新江1982年写那篇“敲门砖”论文，就引用了王国维的考证。
荣新江当时研究于阗的历史，《地藏菩萨像》中“故大朝于阗金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他在王国维的基础上，考察了于阗的国号“金玉”，考察了这位“天公主李氏”的身份——她是于阗公主，与沙州归义军联姻，嫁给了归义军第六代节度使曹延禄。
荣新江与导师合作的这篇论文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认可，但荣新江没见过这幅《地藏菩萨像》，仅仅从王国维的记录中看到这句话，一直是一个遗憾。
1985年，荣新江获得新的信息，1925年蒋汝藻生意亏损，卖书换钱，两幅画流入了上海书市，1930年被一个日本人从上海中国书店买走。荣新江顺藤摸瓜，根据自己在日本等地的寻访，知道买走两幅画的是日本山中商会的人。但在日本找不到它们，这幅画之后去向何方？还在不在世上？无从知晓。
其实上世纪50年代，国外杂志发表过《水月观音像》，标明收录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而荣新江要找的《地藏菩萨像》一直没有下落，他猜测很可能也在那。
1997年，荣新江终于来到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找到了15年来一直放在心上的这位于阗公主。美术馆档案显示，《水月观音像》是1930年购入的，《地藏菩萨像》是1935年购入的，时间与之前的发现吻合。
荣新江考证，《地藏菩萨像》是藏经洞年代最晚的绢画。因为“金玉国”是982年之后才有的国号，那么这幅画就是982年之后画的。而藏经洞在1006年前后封闭，所以这幅画是藏经洞即将封闭的年代画完的。
为了纪念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纪念15年后找到《地藏菩萨像》，荣新江写了一篇文章《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文中，他深情地说：“‘公主’安然无恙，色彩如新，使人激动不已。”
敦煌文献和文物散落世界各地，从罗振玉、王国维等第一代，到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第二代，再到当下的荣新江这一代，中国学者一直没有停下艰苦追寻的脚步。
这些学者中，从罗振玉（上虞人）、王国维（海宁人）、叶昌炽（绍兴人）、姜亮夫（47岁后定居杭州）、常书鸿（杭州人）、项楚（温州人）、樊锦诗（杭州人）、施萍婷（永康人）到今天活跃在学界的浙江大学张涌泉、刘进宝、赵丰等敦煌学者，敦煌与浙江学者有千丝万缕的渊源。早年他们只能手抄、拍照，今天已经有“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推动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百廿年学术史，让人唏嘘感叹。
而荣新江的讲述中，交织着19世纪西域探险史以及敦煌学史的发展脉络，见自己、见历史、见人心。
正如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学者徐俊所说，这本书不仅仅是荣新江一个人的文脉追寻，也是中国敦煌学人满世界寻找敦煌宝藏百年历史的集中写照。“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不只是一个学科的兴衰浮沉，也是百年国运蹉跎跌宕的明证。
参考资料：
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中华书局，2024年
荣新江《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收录于《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21年
徐俊《“敦煌”在哪里,脚步就追到哪里》，刊于《中华读书报》2024年6月5日书评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