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下旬，湖南平江黄金洞乡的米筛锅，中共湘鄂赣省委紧急会议正在进行。主持会议的，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干部，他面庞清瘦，精神状态极佳，正慷慨激昂，抑扬顿挫地发表着讲话：
“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就要顶不住了，他们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就要破产了；我们应该配合红军主力，大胆地进攻、再进攻，恢复红16师！”
然而实际上，当时由于博古和李德推行极左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已于当年10月10日开始长征。
1933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十六军缩编为红十六师，师长是高咏生，政委为温锦惠，参谋长方浩然，下辖三个团（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团）。
1934年1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以及军区迁入铜鼓棋坪大梅，给红十六师带来了巨大的鼓舞。担任湘鄂赣任军区司令员的，名叫徐彦刚。担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就是文章开头主持会议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陈寿昌。
按照“当党指挥枪”的原则，16师的军事行动，要服从陈寿昌的指挥。
陈寿昌精明能干，资历很老。他1906年出生，浙江镇海人。曾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特科四科科长，跟陈赓、聂荣臻在上海并肩作战、并驾齐驱。
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他和聂荣臻一起到了中央苏区。1933年，27岁的陈寿昌走马上任，担任湘赣军区政委。
陈寿昌没有上过军校，在中央特科从事无线电通讯。到苏区之后，他从事的是工会工作，因此在军事上算是门外汉。这一点，他跟项英的经历极其相似，都是从事工人运动，后来都成为苏区的军事领导人。只不过项英的职务更高，担任过军委副主席、代主席。
陈寿昌的政委职务决定了，他必须“外行”领导内行。徐彦刚比陈寿昌小了一岁，和林彪同岁。他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秋收起义，跟林彪一样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干将。1930年，他就担任了师长。军事上，徐彦刚才是百分之百的内行。
但是按照组织纪律，徐彦刚必须服从陈寿昌的指挥。
1934年5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向东南发展，省级机关在红16师的保护下，从大梅转移到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界的龙门山区。
国民党军队在此早已等候多时，结果16师2000多人一头扎进敌人包围圈。包围16师的国民党军队有四个师，分别是国民党军第五十师、七十七师、十八师和第六十二师。由于敌强我弱，我军战斗失利，16师遭受重创，师长高咏生牺牲，只有400余人（包括机关干部）突出重围。
7月上旬，16师余部与敌人再次遭遇，几乎全军覆没。经此一战，红16师不复存在；这就是“六·七月事件”的由来。
六七月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博古和李德实行了错误的战略方针，陈寿昌只是受到影响，奉命行事而已，责任并非在他。
这时候，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也宣告失败，面对蒋介石更加毒辣的围剿计划，中央红军不得不在当年十月上旬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
而此时，陈寿昌和徐彦刚没有了电台，对此消息一无所知。陈寿昌和徐彦刚都已经负伤，手中无兵无枪，如果换了有的人，恐怕就灰心丧气了，比如孔荷宠、温景惠、方浩然。
孔荷宠原来是红16师的师长，当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就在长征之前当了叛徒。由于孔荷宠对苏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的投降让陈寿昌和徐彦刚等人的处境雪上加霜。在孔荷宠的鼓动下，师政委温景惠、参谋长方浩然等少数人也叛变革命。
坚定的革命信念，使得陈寿昌他们不屈不挠。虽跟党中央失去联系，但是陈寿昌深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他开会发言说中央红军反“围剿”取得了胜利，就是出于这样的自信。
由于历史局限，陈寿昌无法对极左路线有什么认识，他仍旧认为，红军跟国民党较量，只能是针锋相对的大兵团作战，游击战根本搁不到桌面上。
因此，在会议上，陈寿昌主张重建红16师，跟敌人面对面决战，进攻、进攻、再进攻！
早在当年8月，陈寿昌就开始布局，让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和鄂东南道委书记黄家高一道，到鄂东南去，收集红三师余部，还有地方武装，大张旗鼓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为恢复红16师做准备。
与此同时，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和省委巡视员方步舟也积极行动起来，去收编地方武装。
方步舟他们带来了咏生县独立营和鄂东南红3师7团，一共有600余人。傅秋涛和黄家高则收编了300余人，加上沿途群众积极踊跃参军，部队很快就逆势发展到了1200多人。
这时候，省委书记陈寿昌在黄金洞焦急等待傅秋涛的消息，度日如年。
10月下旬，傅秋涛终于出现了，带来了好消息。看到红军队伍壮大，陈寿昌万分激动，决定亲自带领16师，再创辉煌。
不久之后，省委研究决定，让陈寿昌和徐彦刚主抓军事，傅秋涛担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代理书记，主持省委工作。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陈寿昌的意思，他认为，傅秋涛不能贯彻他的指示精神，不想跟敌人打正规战。
傅秋涛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当时环境险恶，逆势拉起一支这样规模队伍不容易，还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很差，不能和敌人硬碰硬。可是，省委的领导根本听不进去，还是觉得傅秋涛太保守了。因此才让陈寿昌过去抓军事，替换傅秋涛。
对于这样的决定，傅秋涛无法理解，他觉得自己更适合指挥军队。
首先，他自己是湖南平江人，对本地相对熟悉，开展工作起来更方便。再说，他的身体素质也更好。还有，他1927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在打仗，军事经验比陈寿昌丰富。
为了党的事业，傅秋涛真想留在军队。奈何陈寿昌态度坚决，傅秋涛只好表示执行组织决定。尽管万分留恋，他还是把这支部队交给陈寿昌和徐彦刚。
临走时，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战士们听从陈寿昌和徐彦刚的指挥，还要保护首长的安全。之后，他便带着独立营恋恋不舍返回了省委所在地黄金洞。
到了黄金洞之后，傅秋涛也寝食难安，为部队的命运担忧，唯恐极左路线让红军重蹈覆辙。但是事实证明，陈寿昌的扩红选择反而是正确的，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全力以赴，要将他们消灭，调集了所有能调动的军队，中央军、湘军、粤军、赣军、川军等全部出动，对红军围追堵截。
如此一来，南方敌人的兵力就相对空虚，湘鄂赣边游击区敌人的兵力出现了短暂的空虚。此一时彼一时，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的条件已经具备。
尽管如此，敌我力量对比的总态势没有改变，国民党控制的人口和资源远远高于我军，革命还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陈寿昌到了部队之后，和徐彦刚率部向鄂东南方向挺进。一边走一边宣传，沿途群众纷纷加入红军，盛况空前。到达通山县后，陈、徐又遇到了鄂东南红3师第7团余部、咏生县独立营。如此一来，兵力极大增强。
陈寿昌当即宣布，正式恢复红16师，师长自然是徐彦刚，方步舟任师政委，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袁洪国。
需要介绍一下方步舟。此人是湖北省大冶人，当过校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可以说是能文能武，让他担任师政委，可以说是用对了人。之后，在方步舟和徐彦刚的努力下，16师扩军到5000人的规模。
1937年初，在跟国民党军队的交战中，16师再次遭遇重创，省委认为，这都是方步舟指挥不力导致的，应该承担责任。很快，方被解除职务。方步舟不服，与傅秋涛展开激烈争论，因而被开除党籍。
恰好方的妻子战斗中腿部受伤被俘，国民党威胁说，如果方不投降，就给他妻子停药。在此情况下，方步舟投敌。
1949年4月，方步舟率部在浙江参加起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因此受到宽大处理，此乃后话。
言归正传，红16师恢复不久，陈寿昌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报道，中央红军已由湖南西进，蒋介石调兵遣将围追堵截。
为牵制敌人，减缓党中央压力，1934年11月，陈寿昌、徐彦刚、方步舟等人率红16师从冷水坪出发，计划到崇阳、蒲圻到临湘、平江、岳阳一带活动，然后向西南发展。不料，在崇阳县和通城县边境的老虎洞老鸦尖，与敌三十三师冯兴贤部一九五团遭遇。
如果仅仅是一个团，16师完全能应付。可是，战斗爆发后，崇阳、通城、修水3县的地方反动武装蜂拥而来，敌人的总兵力达到了4000多。
如此一来，敌我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敌人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弹药充足；我军刚刚组建，战斗力还没有恢复，很多战士还没有打过枪。而且，我军的武器弹药也都跟敌人不能相比。还有，我军战士连日行军，不能好好休息，给养也跟不上，体力消耗巨大。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战斗爆发后，师长徐彦刚从容镇定，指挥部队占据高地，居高临下杀伤敌人。敌人依仗着精良武器，向高地发起一次次猛烈进攻。我军将士毫不畏惧，英勇作战，连续击退敌人7次进攻。
不久，敌人开始组织第8次强攻，这时候陈寿昌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射来，不偏不倚击中了他的右腿，顿时血流如注。师长徐彦刚一见，立即命令警卫连冲上去，不惜代价保护陈寿昌撤离战场。
下午3时，师长徐彦刚也在激战中负伤，形势万分危急。这时候，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我军的弹药也基本用尽。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徐彦刚只好下令撤退。
这场战斗，红十六师减员众多，只剩下不到800人。战斗结束后，师长徐彦刚返回黄金洞疗伤，方步舟、谭凤鸣率领16师余部到崇阳县金塘休整。敌人见我军撤退，在沿途加强警戒，设立哨卡盘查。与此同时，他们将陈寿昌和徐彦刚的画像到处张贴，悬赏捉拿。
为了保护陈寿昌的安全，省委保卫局负责人明安楼决定利用替身，来麻痹敌人。他给已经牺牲的战士王正发，穿上陈寿昌的衣服，然后再戴上陈寿昌的近视眼镜，盖上陈寿昌使用过的军毯，然后让战士抬着王正发的遗体随主力部队往崇阳金塘方向撤退。
而陈寿昌则在明安楼安排下，由特务营短枪队秘密护送经赵家洞、白井坑到位于通城大溪大门坳的红军后方医院疗伤。
陈寿昌后因失血太多，到医院后感染破伤风，虽经全力抢救，还是不幸牺牲。
苏区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经湘鄂赣苏维埃政府1935年2月批准，把崇阳金塘苏区为中心的地区命名为“寿昌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