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抗倭英雄，抗击南倭北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他将其丰富的军事实践总结成理论，写成了兵家必备之书，从军40多年，他还用诗文来抒怀言志、纪行载道，是一位横槊赋诗的儒将。 他曾多次参与刻印佛经，还曾修建过佛塔。另外，他的作品中渗透着大量宗教神学色彩，佛教对戚继光的影响渗透在他生活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并产生了不同的作用。 那么，佛教在他心中是何种地位? 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儒将。他的三部兵书和一本诗文集中显示了他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一名诗人，报国豪情碰撞失意之时，佛教在其诗歌中成为他心灵寄托的地方;作为一名武将，他将佛教化为思想武器，利用超自然力把兵将的思想武装起来上场杀敌。 而在实际生活中，他却并非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对佛教的实际作用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真正的轮回在人的心中，不是外界的某种力量强加来的。 因此，我们说他是一个清醒的佛教宣扬者。 戚继光在征战沙场之外，常常会游览山寺庙宇，其自述:“余宦游性僻，最不爱入民居，但丛林梵宇，虽窘狭之极，每乐憩焉。” 在远离刀光剑影享受宁静的同时，可以“见一方之俗”，还“可以观世矣”。 根据曲树程注释的«戚继光诗稿»，在戚继光的诗集中，仅在标题中明确提到了游览寺庙的诗有１５首，提到１２座不同的寺庙，其中不乏佛教名寺。 如春日生机盎然时，去圣水庙;秋日天气舒爽，泛舟登高;新庙落成，前去拜访游览;甚至除夕之夜，远离家乡，在寺庙遥寄乡愁。 朝阳寺更是在其诗的标题中出现４次，可见这座寺庙在其生活中的常见性和重要性。 在失意时将心依附于佛道，这是中国文人普遍的心态。从17岁世袭登州卫一职，年纪轻轻的戚继光时时写诗勉励自己衷心报国。 从一腔热血报国的青年，到于出仕与入世间徘徊的中年，再到忠君报国却又心怀不遇的晚期，戚继光脱离苦海皈依佛门的愿望逐渐增强。 戚继光被调任广东的前一年。张居正的离开意味着戚继光人生的辉煌时刻就要黯淡下去。 老病中的戚继光，已经经历了上司谭纶、老友俞大猷的相继离世，此时游翠峰寺便产生辞官敬佛的愿望。 忘却烦恼、诵经念佛的心愿在他成就无以为继的时候一遍一遍敲打着他的心。 带着失意从寺庙回到军营，军政肘掣之难也难解胸怀。明代重文轻武的政治制度让武将受限颇多，并且同级文官武将的地位也有差异。 因文武之别，文官轻看武将的“无术”，受到后代景仰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在当时朝廷中的地位却是大打折扣的。 何况在蓟镇御虏时期，因地理位置距离京师更近，受到的限制也更多。每有边防活动，流言蜚语就飞到京师，议论横生，自己的宏图志向难以实现，才能也难以施展。 在种种流言、猜忌和肘掣中，虽然他选择了调和自己屈就于环境，把杀敌志向变为御守，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还是造成了戚继光内心的彷徨与孤独。 他在皇权的偏倚中失望，却仍放不下年少记住的儒家兼济天下匡扶国家的大义，只能用佛教来安慰自己的内心。 在为国尽忠之外，戚继光需要一个出口来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人生自然没有圆满顺利的，为官又岂能处处顺意，何况身在“防微虑重，军政肘掣”的明代? 由于戚继光对佛教教义的大力推崇，日积月累地影响着军队的纪律，促使军队摆脱以往的弊病，摆脱民养兵、兵害民的状况。 况且，戚继光在选兵方面也有自己的标准:“切忌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 在他看来，油滑伶俐而又无胆的城市居民爱捡便宜、贪生怕死，在关键时刻更会为一己之私而将别人陷入不利境地，不能被选入军队。 而乡野老实之人，更容易接受军队的训练和教育。一支上千上万乡野人的军队更容易听令、执行，也就更容易操控。 农村一向是宗教神学色彩扎根更深的地方，用其本身接受的佛教轮回之说和因果报应来督促和警示他们。 “你们如今把我的号令，当道经佛法一般听信，当做轮回报应一般惧怕，人人遵守，个个敬服，这便是万人一心了。” 戚继光希望借用佛教的超自然力来震慑士兵，借用其隐形力在士兵内心形成一套奖惩系统，起到鼓励和威慑的作用，促使他们接受和执行军令，提高战斗力。 虽然从当今唯物论的角度来看戚继光的思想没有超越时代局限，但其起到的作用和效果却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培养了战斗力强劲的戚家军，为抗倭御虏做出了历史贡献。 如戚继光带领戚家军取得了“台州大捷”，这在抗倭史上是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 其实戚继光并非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自唐代三教合一，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逐渐深入，融入中国文化并为后世传承。 戚继光也没有脱离佛教文化的晕染，所以他在心中建立一个寺庙供自己的心灵憩息，并且把部分佛教教义传播到军队当中，期望深入到兵将的心中，化作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的军队。 总之，戚继光只是吸收佛教的有益面来为己所用，对待佛教持清醒理性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