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纶与抗倭名将戚继光是同属关系，共同领导了浙东抗倭，又指挥戚继光、俞大猷平定了福建倭患。 任蓟辽总督时，又支持领导戚继光训练士兵，巩固了边防，他与戚继光“共事齐名，称谭戚”，堪称抗倭名帅。 当时南方委寇刚刚平定，北方边患又起，明政府开始集中力量对付北方鞑靼族的骚扰。 蓟州一带是京师门户，但防御力量却相当薄弱，待加强，朝臣们把目光瞄向了在东南抗倭中显露出杰出军事才能的抗倭将领们，谭纶的军事指挥才能为政府所倚重，成为北方御患的最佳人选。 隆庆六年，谭纶由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兼两广总督兼巡抚广西晋升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全面负责京都门户蓟辽一带的军事防务。 面对鞑靼的不断骚扰，谭纶是主战派，主张积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 但当时的边防现状却不堪一击。 蓟辽防区辽阔，防线东西长达2000多里，关营城寨300多处，但兵力薄弱，士卒不满十万，而又老弱居半，且士卒多燕赵之士，长久未经训练，兵将既骄且弱，失败很难避免。 谭纶认为，若要改变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那就要练兵，至少要训练三万燕赵之士，才是转弱为强的关键。 他竭力推荐由戚继光主持练兵事宜，请求朝廷“比照上年，总理两广福建军务刘显事理，加以总理蓟辽保定等处练兵总兵官职衔，前来总理训练之事。” 在他的竭力推荐下，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的身份来到谭纶麾下，总理练兵事宜。 由于戚继光“总理练兵事务”一职只是个临时官衔，连正式衙门都没有，因此诸将视为临时之官，不听命令，谭纶对此十分忧虑，为排除戚继光练兵的障碍，他上书朝廷要求解决练兵“四难”，要“给戚以敕印旗牌，使得便宜行事，蓟辽昌平等处副总参游等官凡受臣节制者，并受戚继光节制，戚继光仍受臣节制，凡戚继光有所施行，府州县官而下不得阻挠。”得到朝廷批准。 这一决策，给戚继光以有力的支持，减少了掣肘，避免了练兵事因边臣牵制议论而不能有为的状况，保证了戚继光练兵的成功。 谭纶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确定以守为攻的战略，重点加强北边防御力量的建设，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为加强防御力量，他同意戚继光修筑空心敌台的建议，自居庸关至山海关，筑敌台三千，扼守要塞，使“精坚雄壮，一千里声势联接”，成为捍卫京师的重要堡垒，使边备大伤，敌人不敢人犯，而“蓟门晏然”。 为改变以往兵力分散的状况，在兵力配置上强调“分而能合”，做到“无所不备而又不致无所不寡”，根据地形险缓及道路远近，将蓟门守兵分为十二路，互为犄角，彼此声援，要求各将士同心。 “合众人之心为一心，合众人之力为一力”，由于节制详明，使“是岁秋，蓟昌无警”。 在谭纶、戚继光的领导下，蓟昌的边防得到了巩固，俺答汗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人犯，消除了北方的边患。 谭纶也因功升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直至万历五年病故，赠太子少保，谥襄敏。 谭纶是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著名军事统帅，他“始终兵事垂三十年，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 曾有“一月而三捷，半载而再迁”的业绩““朝廷倚以办贼，遇警辄调。”无论南战还是北守，都功勋卓著。 他历经“大小八十余战，无不胜。”他领导的抗倭斗争，抗击了倭寇的侵扰，保卫了人民的利益，是个有突出贡献的民族英雄，在总督蓟辽时，又信任戚继光训练士兵，修筑敌台，巩固了边防，阻止了鞑靼的骚扰，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 同时，戚继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谭纶的支持，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此作了中肯的分析，“戚继光的功成名遂，在十六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一个特殊的例外。 他之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 此人在文官集团中央是一个特殊人物，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戚继光提出的募兵训练计划得到了谭纶的热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戚继光之得任福建总兵，也主要是由于他的推荐。 在《明史·谭纶传》中评价他“与继光共事齐名:称谭，戚”。 在《四库全书·谭襄敏奏议提要》中也认为“计其功名，不在王守仁下，而儒者顾艳称守仁，则以守仁聚徒讲学，羽翼者众也，今特录是集以见共谋画之大略，不没其实焉。” 如今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人们所缅怀，王守仁也为大家所熟知，而抗倭名帅谭纶却被人们所遗忘。 尽管他能文能武，为朝廷倚以办贼，在任两广总督时镇压了广西农民的起义，但他指挥、领导抗倭的功绩不该抹杀，他领导肃清倭患，保卫了海疆边防，维护了民族的利益，谭纶应该据其应有的地位，其英雄业绩，应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