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清代吏部所施行的铨选制度，三甲进士通常的候补期限约为六至八年。据此推算，这位读者的高祖理应在光绪初始年间获得授职。自彼时起，直至宣统二年其离世，在职时长应逾三十年之久。
于职司勤勉三十载，政绩斐然，且于大计考绩中荣膺“卓异”之评。依常理推断，如此情形不应处于职位停滞之态。然而，不同朝代各有其独特的政治生态与职官迁转机制。此般状况，若置于其他王朝，或可呈现别样态势；但在清代的官僚体系内，却属常见，不足为奇。
清初，顺治朝至康熙朝前期，国家甫定一统，各府、州、县于行政事务管理方面，对专业人才需求甚殷。在此背景下，基层地方官员若在政务执行中稍有建树，晋升机遇便相对较多。
顺治朝时期，新科进士在起始任职资格方面呈现出显著特点，其起点颇高，相当数量的新科进士被授予知州、知府之职。即便仅为举人出身者，通常亦能于较短时间内获授知县之位。
至康熙中期以降，伴随国家局势渐趋稳固，行政体系内官员缺额数量呈递减态势。与此同时，针对新科进士的授职标准渐趋严苛。一旦外放至各省，所授职位通常为知县，且多为政务相对简易的简缺知县。
自乾隆朝肇始，朝廷针对各省知县的晋升机制予以明确规范并使之成为定制，相继颁行若干刚性条例。
其一为“俸满”。在古代职官制度体系中，“俸满”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是指官员在某一职位上，按照规定领取俸禄并履职达到一定期限。此期限因不同朝代、不同职位而存在差异，它对于官员的仕途发展具有关键影响，往往与升迁、调任等人事变动紧密相关。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俸满”这一概念，实则指官员的任职期限。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同为知县这一官职，因任职地区的差异，其任期亦有所不同。彼时，清廷将官员所任岗位以“缺”称之。具体到知县一职，依据地域特点与治理需求，可细分为腹缺、边缺、烟瘴缺、苗疆缺、沿海缺以及沿江缺等类别。
在历史职官设置体系中，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职位划分。其中，腹缺指的是地处内陆省份所设之职，诸如江苏的江宁、昆山等地即属此类。而边缺，亦称“边疆缺”，其分布区域主要集中于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此外，烟瘴缺特指那些空气与水土被认定为具有潜在危害的边疆地区所设之职，像广东的崖州、感恩，以及广西的百色、太平等地，皆在此列。
所谓苗疆缺，特指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域之官缺，典型如云南镇雄、恩乐，贵州永丰、荔波等地。沿海缺，则是指沿海省份所设之官缺，像江苏太仓、上海，山东诸城、胶州，广东东莞、香山等地即属此类。而沿河缺，指的是沿河流分布地区所设官缺，例如直隶良乡、通州，河南祥符、郑州等地。
在大众固有认知里，常误以为清代地方官任期皆为三年，然此观点实则有误。据《清会典》所记，清代地方官任期规定因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其中，腹缺之地，官员任期设定为五年；边缺、沿海以及沿河地区，任期则为三年；至于烟瘴缺与苗疆缺，其任期需依据具体情形判定，或为三年，或仅二年半。
在知县晋升体系中，俸满堪称首要必备条件。于吏部所执行的考核流程里，俸满情况是首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若知县任期未满，即便其在职期间政绩斐然，亦不会获致提拔任用或调任安排。
在全国范围内，各省份遵循三年一度的大计制度，针对督抚以下各级官员开展全面且系统的政绩考绩。此考核制度采取直接上级负责制。具体而言，知县的考核工作由直隶州知州或知府负责执行。考核完毕后，相关成绩需呈交至布政使处，经布政使审慎审核后，再转呈督抚。最终，督抚将汇总后的考核结果报送至吏部。
在大计考核体系中，依据既定标准划分为多个等级。其中，政绩极为突出且具特殊性的官员，会被评定为“卓异”。获此评定的官员，依规享有谒见皇帝之特权（此过程亦称为“引见”），同时，吏部会对其予以加级奖励，以彰其绩。
在不同历史阶段，“卓异”这一评定所蕴含的价值存在差异。于清朝初期，依据既定规制，凡获“卓异”评价者，通常会得到职位晋升。以康熙时期的著名官员于成龙为例，其在任职期间，三度荣获“卓异”之评，每经一次大计考核，便实现品级擢升，此事迹在历史记载中清晰可查。
自清朝中期以降，对于获得“卓异”评定者，朝廷在奖励举措上不再侧重于品级擢升。其激励方式多体现为将任职由政务清简之缺，调任至事务繁杂之缺；抑或采取加级之法，然仍令其留任原职。
卓异之评定标准极为严苛，据吏部考核则例明确规定，州县官员欲获此殊荣，需满足多项条件。其一，在赋税征收与刑罚施用方面，不得有加征赋税之举，亦不可滥用刑罚；其二，辖区之内，需治安良好，杜绝盗贼横行之象，且赋税缴纳应足额按时，无拖欠情况；其三，官帑与官仓需账目清晰、储备充足，绝无亏空之虞；其四，治下百姓应生活安定，安居乐业，同时，在其任期内，地方之环境条件应得到切实改善。唯有全方位达成上述要求，州县官员方有资格获评卓异。
卓异名额设置极为严苛，于各省均有明确配额。例如，贵州获配5名，安徽、福建、广西、甘肃各得6名，而直隶以13名居各省之首。需知，彼时全国知县数量逾一千三百，知州亦有数百之众。由此可见，官员获取卓异评价的几率微乎其微。
大计考核所依评定标准为“六法”，在乾隆朝之前，此标准被称作“八法” 。“六法”具体涵盖疲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以及才力不及等方面。乾隆时期，对该评定标准进行调整，将“贪”与“酷”从原“八法”中剔除，并明确下旨规定，凡官员存在“贪”“酷”这两种弊端，可径直予以弹劾并论罪。
于吏治考核体系中，官员若涉“六法”情形，依不同状况施以相应处置。若属“不谨”或“疲软无为”之态，当予以革职处理；若经评定为“才力不及”，则降二级并留任原职；若呈现“浮躁”之状，需降三级另行调配任用；而针对“年老”或“患有疾病”者，会责令其退休。
在古代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中，部分州县官既未获评“卓异”这一优异等级，亦未因触犯“六法”而遭黜陟。此类官员通常会维持现状，即继续留任原职，不进行职位调动与晋升。实际上，从历史记载来看，绝大多数知县皆归于此类。
其三为行取之制。所谓行取，乃是明朝选拔官员的一种特定方式。彼时，朝廷从地方推官、知县等基层官员中，经严格考察与选拔程序，选取部分优秀者，调至中央任职。此举措旨在将地方上具备丰富治理经验的官员引入中央，充实中央官僚体系，以优化政务处理效能，促进上下政务沟通与衔接。行取制度在明代政治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对官员流动与行政机制运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行取制度肇始于明代，彼时其核心内容为择取数量有限之州县官员，使其内调转为京官。至清初，该制度得以沿袭。于康熙中期，朝廷进一步明确规制，要求自各省选拔德行与才具皆出众之少量官员，委以六部主事之职，且此类官员具备考取科道之资格。
乾隆初期，朝廷颁定制度，每间隔三年施行一次行取，各省经由正途入仕的知县具备入选资格。然而，入选数额极为有限，大省仅三人，中省二人，小省仅一人。至乾隆十六年，知县行取这一制度遭全面废止。自此之后，即便知县在两次卓异考核中成绩优异，虽理论上存在被吏部推升为七品京官的可能性，但在实际情形中，此类事例已极为鲜见。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知县欲获卓异之评，本就艰难异常。而行取制度废止后，知县晋升之路愈发逼仄。是以，时人有论：“士人一旦执掌县印，便似与朝堂中枢绝缘，百余年间，于公卿之列中，由州县基层发迹者，寥寥无几。”
从制度层面而言，知县在地方官员体系中，理论上拥有依循既定规程逐步升迁的路径。然而，现实情况却与制度设计存在显著差异，诚如史料所载“由州县而至司道者，不过千百之一耳”，这表明实际能从知县晋升至司道之位的比例极低。
如开篇所述读者高祖，其虽曾荣获“卓异”之誉，且在职期间政绩亦显斐然。然而，鉴于彼时复杂的晋升机制与诸多潜在因素，其未能实现职位晋升，亦在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