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学者评【日韩“和解”和亚太变局】系列第16篇

编者按

赵全胜《海外看世界》主编：

“不是冤家不聚头”，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恩怨情仇多年的邻国最近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和解，为亚太地区和中美两大国各自的利益增添了变数。为此我们邀请了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的20位学者从日韩关系，美国因素（及亚太小北约），中国应对 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郑继永 复旦大学

董向荣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庚欣 亚太海洋战略研究会

张云 日本国立新泻大学

王俊生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

孙丽 辽宁大学

白智立 北京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罗欢镇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林晓光 北京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贺凯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陈淑英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高梓菁 山东大学

王星星 上海外国语大学

于婉莹 山东大学

赫尔曼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刘江永 清华大学

“冷和平”还是“热和平”？日韩和解背后的脆弱性

高梓菁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讲师

20学者评【日韩“和解”和亚太变局】系列第16篇

在近期日韩的系列互动下，两国关系仿佛正在走出“寒冬”，迎来所谓的“世纪和解”时代。但若从“和解”的真正含义视角出发来看，可知，日韩和解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难以忽视的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

“冷和平”还是“热和平”？对和解概念的再审视

和解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神学，其最基本的含义为“化敌为友”。传统意义上的冲突解决研究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国家间关系的两种结构，是“非此即彼”的，冲突解决即意味着和平时代的到来。但“和解研究”（Reconciliation）并不认为冲突与和平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冲突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和平时代的带来。和解是一种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研究重点是通过关注过程性因素来考察冲突到和平之间的转变。

此外，与和解有关的概念还有“冷和平”与“热和平”，前者是看似和平，但实则双方随时暗藏冲突、摩擦，甚至重回战争的可能性；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和解状态。也有学者将“热和平”描述为“稳定的和平”（Stable Peace），即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状态，彼此排除在任何情况/纠纷中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对维持和平关系产生共同理解与可靠的期望，彼此持有共同的价值观，同时也存在管理两国关系的机构或机制。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的实现是漫长、渐进又缓慢的。

与此同时，为实现和解还需要一定的必要条件。巴尔-西曼-托夫（Yaacov Bar-Siman-Tov）在其论著中指出，为实现“稳定的和平”/和解，国家间需要满足系列条件，一是对结束冲突后国家间签署的“和平协议”相互满意，此为直接的大前提；二是结构制度，包括国家间的共同特征、高水平的互动、联合机构的保障；三是学习条件（Learning Conditions），即从上到下的信念改变，基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思维模式的转变、基本价值观变化。上层决策者通过复杂的或战略性学习要改变对相关现实问题的态度和信念，从而也会引发社会民众层面信念与价值观的基本、广泛的改变。

日韩和解的“虚假性”与“脆弱性”

在满足以上条件之后，我们才能说国家间的关系结束了缓慢的、艰难的转变，进入了“热和平”时代。那我们再反观日韩此次“世纪和解”，双方是否真正进入稳定的和平状态，实现了和解？

和解所需要的直接前提是，对冲突结束状态后签署的和平协议彼此要相互满意。但可悲的是，此次日韩矛盾爆发的问题焦点还是在于对1965 年双方草草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日韩两国到目前为止也并未对该协议的签署有着真正的相互满意。韩方立场认为，个人请求权不应该因国家间达成赔偿协定而消失；日方则认为，劳工的个人请求问题在该协定中已经得到“完全且最终解决”。可以看出，日韩矛盾的源头在于和解前提的“脆弱”，双方并没有对《日韩请求权协定》的签署感到满意，该协定只是两国当时出于各自战略需求而达成的政治妥协，形式大于内容，彼此的矛盾与争议依然存在。虽然，目前尹锡悦政府对于“二战劳工问题”提出了第三方代赔方案，但“治标不治本”，双方的核心症结仍未解开，即对《日韩请求权协定》的不同解读与怨念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重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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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所需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结构制度的保障。在此次日韩和解中，双方表示要恢复“穿梭外交”，加强领导层面的互动与沟通。同时，双方在美国的“撮合下”积极恢复和参与系列双边、多边机制，如重启日韩安全对话、日韩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日韩积极配合美国对外战略，在印太战略下加强多边合作。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日韩这种结构制度保障的脆弱性。日韩恢复或加入这种制度框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和解，而是为了获得美国的“肯定”。而来自国际政治的施压是“虚假和解”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拥有一个强大的共同盟国不一定对和解有所裨益。比如，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时常向曾经互为敌手的小国盟友进行施压，以促进其重修旧好并维护两大阵营内部的团结。但这种来自共同盟国的施压，只会阻碍两国真正的和解。日韩在1965年恢复建交关系，是受制于美国的压力，而今天的日韩和解则是历史的重演与倒退。两国快速恢复制度保障，实则是以各方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妥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对和解的诉求。

和解需要自上而下的学习过程。可悲的是，在此次日韩和解中，两国决策者并未真正理解和解的深层含义，也并未就有关和解现实的信念或价值观产生转变。尹锡悦政府此次的主动求和只是基于利益诉求下的政治妥协，而岸田文雄政府则更是欣然接受了来自受害者的“道歉”，并未有真正反省之意。而对于社会层面而言，两国民众并未看到和解带来的和平红利，对日韩和解的态度多为漠视甚至是反感，这就不可能会带来社会层面基本的、广泛的改变，没有民众支持基础的和解必然也是脆弱的。

从和解的概念和必要条件出发来看，此次日韩和解存在着脆弱性与不可持续性，甚至是虚假性的。两国的和解依然是历史的重现，即为了战略利益的政治妥协，而并非是出于对和解的渴求，这也意味着日韩未来的和解进程必然是艰难且漫长的。在外部强大共同盟国的政治施压下，日韩两国被迫不断错失和解的良机，陷入无限循环的历史轮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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