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李德以“无法适应延安的生活”为由想返回苏联，毛主席好言相劝道：“听说苏联正在搞大清洗运动，你若在这个风尖浪口回去，弄不好还会有生命危险，希望你三思而后行！”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一个工人家庭。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从小就对社会不公看不惯，二十出头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KPD）。那时候正赶上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虽然最后没搞成，他还是铁了心干共产主义。后来在1920年代，他被共产国际看中，送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军事，专攻苏联那一套正规战打法。 学成回国后，他在德国共产党混得还行，可惜好景不长。1933年，纳粹上台，国会纵火案后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抓的抓、跑的跑。李德也被共产国际紧急调走，直接派到中国。那年他33岁，顶着“李德”这名字到了上海，开始给中共当军事顾问。 刚来的时候，李德挺受重视，毕竟是苏联派来的“专家”。可他这套苏联教条拿到中国就水土不服。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他非要搞阵地战，结果红军被国民党打得满地找牙，最后只能撤退，开启了长征。这事儿让他在中共内部名声臭了街，长征路上还跟毛泽东闹翻。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直接批他，李德的地位一落千丈。到了延安，他基本被晾在一边，只能干点翻译、教书的活儿，日子过得憋屈。 到了1937年，延安的日子对李德来说简直是煎熬。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喘不过气。他一个欧洲人，哪受得了这苦，早就想回苏联了。那年他找到中共领导，说自己实在待不下去，要求回国。 可那时候，苏联的情况比延安还吓人。1936到1938年，斯大林搞的大清洗正到高潮，党内军内一片腥风血雨。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外国来的，动不动就被扣上“间谍”或“托派”的帽子，抓去枪毙或者送劳改营。苏联的共产国际成员死的死、关的关，连中国去的共产主义者都没几个能全身而退。毛泽东知道这情况，心里门儿清，觉得李德这时候回去就是自找死路。 于是，毛主席找李德谈了一次，苦口婆心劝他：“听说苏联正在搞大清洗运动，你若在这个风尖浪口回去，弄不好还会有生命危险，希望你三思而后行！”这话说得实在，既有警告，也有提醒。李德虽然之前跟毛不对付，但这次还真得掂量掂量。回苏联可能是九死一生，留延安虽然苦点，至少还能喘口气。 再说了，中共这边也不完全是赶他走。虽然他军事上搞砸了，但毕竟懂外语、有点经验，留下还能帮点忙。权衡之下，李德最后决定不走了，硬着头皮在延安多待了两年。 李德听了劝，1937到1939年继续留在延安，干些翻译和教书的事儿。1939年，苏联的大清洗稍微消停了点，中共也放行让他回国。他总算离开中国，回了苏联。 运气不错，他回苏联后没被斯大林收拾掉。大清洗最狠的那阵儿已经过去，他靠着翻译的本事在共产国际混了几年。二战结束后，1945年，他去了东德。那时候东德刚建国，共产主义正红火，李德在柏林安顿下来，给国家出版社干活，把不少俄文书翻成德文，日子过得还算平稳。 到了1960年代，李德老了，开始写回忆录。1970年，他出版了《一个共产国际代理人在中国》，讲了自己在中国的那些年。书里说了不少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打交道的事儿，但也挨了不少批评。有人说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锅甩得太干净，还吹嘘自己在长征里的作用，多少有点给自己脸上贴金。不过这书还是有点价值，毕竟是亲历者的记录，能看出点当年中共内部的门道。 1974年，李德在东德去世，74岁。他这一辈子，从德国到中国，再到苏联、东德，跑了大半个共产主义世界。说起来，他也不是什么大英雄，犯过错，也没啥惊天动地的功劳，但好歹活了下来，留了点历史痕迹。